四川:祥和的背后,地域的尽头
2010年10月02日
|在由绘画主导的当代艺术市场中,“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支撑着中国绘画半边天的主要力量。
即使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内部,也会有不少人认为川籍(或者说以重庆、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地区)艺术家是一个联系密切、秩序井然的群体。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他们操着外地人难以分辨差异的相近口音以及对于火锅的共同喜好——由浓郁的地域文化所引发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四川美术学院为首的“川军”主要从事的是绘画这一媒介,在由绘画主导的当代艺术市场中,“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支撑着中国绘画半边天的主要力量,而张晓刚、罗中立、周春芽、叶永青、何多苓、杨千等等这些1977、1978级的老一辈艺术家建立起的号召力,一直在有步骤的传承,俸正杰、陈文波、何森、赵能智、张小涛、钟飚、郭伟、杨冕……再到一波更年轻的所谓的“卡通一代”……几乎是每隔数年就会涌现出一批受人关注的艺术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现象。
于是,在某种地域艺术系统建立的同时,也就随之对外形成了一种鲜明的群体印象——在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看来川军很抱团。的确,假如你是一位策展人(批评家、画廊主、藏家、媒体人)去一个工作室区拜访一位川籍艺术家,他会自觉地问你是否想去看看附近其他川籍艺术家的工作室,假如你还是艺术圈内的一位重要人物,或者是一位重要人物介绍来的同行(朋友),通常会有几个“老大”(重要艺术家)轮流做东组局招待,情状热情周到,场面和谐融洽,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传统,总会有艺术家专门牵头尽地主之谊,也总有人知道应该去找哪一位艺术家。但这是一种表面的祥和,在同为四川人的一位著名诗人看来,一般我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只是一种茶馆文化中的江湖做派。就他熟悉的那一部分川籍艺术家中有些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很深,私下里形同陌路,在一张桌上吃饭只是为了不让共同的朋友尴尬。但一位四川艺术家对此的解读则是体现了川籍艺术家具有的某种合作精神。耐人寻味的是,势如水火的双方在过去往往是走得最近的人,所以交恶起来才会更公开、更决绝。这就像是系统内部的另一股力量,一方面在瓦解圈子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提醒艺术家注意偏安一隅的封闭与狭小,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四川艺术家离开四川,同时又把“川籍”艺术家的影响力带到更大的范围。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北京,无疑是许多艺术家的首选之地。
艺术家陈文波就是最早来北京发展的四川艺术家中的一个。他是川美1986级的师范系学生,正好遇到重回美院师范系教书的张晓刚与叶永青。陈文波说,“那是一段充满理想色彩的时光,当时没有艺术市场,画画还没有和挣钱联系在一起,远不如去开公司、做装潢有前途,所以老师与学生选择艺术全凭着一股热情。而当时川美的师范系与版画系的老师比较热爱现代艺术,和川美提倡的乡土风情的主旋律离得很远。师范系的老师与学生岁数相差8到10岁左右,大家获得社会现实感受、基本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所以学生和老师之间很容易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些老师当时已经出名了,会时常出国,每次回来会带来大量的幻灯片与画册,大家会一起观看和讨论,学生看到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投入,也很受激励,于是慢慢也就形成了一个以张晓刚和叶永青为核心的小圈子。”从陈文波的回忆中,我们能发现到一种志同道合的集体意识,在艺术家与他们的艺术处于异端之时,他们可以在彼此的支持中获得一种安全感。直到现在,陈文波也不否认,张晓刚和叶永青这些老师在他以及他同学们的事业初期的提携与帮助,他说,“每个圈子里都会有‘老大’,那是因为他为大家做了许多工作,他的威信在那儿。”
但在艺术市场出现之后,一切无可避免地在发生变化,并且变化来的比想象中的要快、要猛。陈文波在1999年主动从重庆迁居到北京,他笑称,有段时间他原来在花家地西里的工作室被称为四川艺术家的驻京办。问他为什么来北京,他只是说向往更丰富的价值观。现在看来,2000-2002年花家地西里的那两栋“核心楼”里的工作室群落具有某种跨时代的意义,它一头延续着圆明园、东村的波希米亚式的历史形态,另一头则启发出日后的工作室群落在艺术市场中的规模效应。花家地西里是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对面的一个老式小区,在当时1500元人民币可以租到一间两居室,一间房间可以用于创作,一间房间可以居住。陈文波说当初选择那里是因为靠近美院买绘画材料很方便,地理位置离城市中心也不算远,出入也方便。所以,在张晓刚、陈文波、邱志杰、马六明等最初几个人到来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陆续把工作室定在这儿,其中四川艺术家有杨千、俸正杰、俸正泉、何森、张小涛等人。
对于刚从川美毕业的俸正泉来说,正是因为在花家地的经历才促使他最终选择踏上一条职业艺术家之路。俸正泉在1999年从川美师范系毕业之后来到北京丰台的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哥哥俸正杰在之前已经在北京教育学院教书多年,他来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可以一家团聚。然而,当时的教师生活用俸正泉的话说就像是在混日子,相反地,他喜欢到哥哥俸正杰在花家地西里的工作室里与艺术家们喝酒、聊艺术。在俸正泉的心里,在花家地的生活像是一个乌托邦,所有的人在过着一种现在看来是最后的集体生活,日子过的很简单,每天画画,工作结束之后是聚餐,大家虽然都想挣钱,但从没想过会因为艺术发财。2000年,俸正泉和几个花家地艺术家想一起做一个展览,就去中央美院找皮力做策展人,皮力不仅免费写了文章,还为他们拉来了赞助,这个展览就是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可爱》。至今,俸正泉仍能清晰的记得他第一次卖作品,当时的艺术家流行在明信片上印上作品,有一位法国老太太在看俸正杰的工作室时,发现了俸正泉作品的明信片,提出想要看一下作品,结果她买了2张油画,给了俸正泉2000美元。俸正泉说在花家地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同乡之情,还有许多同行邻里之间的关照,两者对他事业的起步都有过莫大的帮助。
当陈杰与郭鸿蔚这两个川美的同班同学决定来北京的时候,时间已到了2004年,此时的花家地幻化成了一个他们在川美时听到的传说,而聚集在那里的艺术家被艺术市场日趋急促的脚步驱赶到大西洋新城、费家村、798艺术区等等各处。陈杰在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比郭鸿蔚早来半年。他经陈文波介绍给张晓刚做了助手,而他又推荐了郭鸿蔚给杨千做助手。在来北京之前,郭鸿蔚正在成都的“川音美”做代课老师,生活惬意又消极,他说“少不入川”很有道理。他原本想通过考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来北京,这是一种父母可以接受的方式,结果未能遂愿。当时成都的“蓝顶”工作室群落已有规模,但郭鸿蔚担心加入其中会束缚自己的艺术标准,反而不如直接来北京闯一闯,给杨千当助手无疑是一个契机。助手的工作对于像陈杰、郭鸿蔚这样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至少为他们留在北京提供了一份最低的物质保障。在那段日子里,他们去798的东八时区书店看画册,去看各种展览,混混展览开幕的饭局,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也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关系,当然,在做助手的同时,也在坚持自己的创作。幸运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强音毕竟已经敲响,他们在经历了最初几年清苦的准备期之后,也都各自在北京置业安家。现在的他们不再是谁的助手,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助手。
如果不是给四川艺术家做过助手,如果不是在从事绘画这一媒介,陈杰与郭鸿蔚在北京的经历的确很难看出他们的地域特征,而是在体现出更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他们一方面从没想过因为做了某个艺术家的助手就进入一个所谓的圈子,相反地,他们清醒的认识到那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另一方面,他们一到北京就享受到整个当代艺术生态作为一种系统带给他们的好处,所以,他们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思维。就像陈文波所说的,“大家其实是北京人,我现在一个星期很难吃到一次火锅,我在四川天天吃,新的气候和心态必须重新形成新的方向,这才是来北京的意义所在。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联系紧密,说明我们在北京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