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奥奎·恩维佐策划了第十一届文献展。其意义有点像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的一次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为后来十年关于艺术和全球地缘政治之间的对话定下了基调。一方面，它给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的大型群展打造了一个模式，引入了展览作为不断延伸的多轴平台的构想，打破了展览形式上既有的规定；另一方面，启用一个涵盖面广的业内对话者组成的团队，把眼光集中在那些体现各个国家现状的作品上。虽然当时被嘲笑成“一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文献展”，但是十年后我们再看它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关于过去“大江东去”经典时刻的里程碑：有不少人企图复制它，但是却鲜有后来超越者。它预见了随之而来的崎岖蔓延各地生花的双年展体系，特别是它们跨形式、跨地理位置的特点—不过时至今日这些特点反倒开始受到一些小范围的质疑（参见光州双年展2010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1）。

这批策展人于2000年4月14日到达，主要是为文献展做准备。大家期待着参与和了解中国艺术圈，这个刚刚展开和世界的对话的艺术力量。队伍由奥奎带领，扯上了他当时能找到的全部亲信：迪亚基金会总监林恩库克、哲学家萨拉·马哈拉吉、Gate基金会总监塞巴斯蒂安·洛佩兹、文艺复兴学会执行总监苏珊·格兹、博伊曼斯美术馆馆长克里斯·德孔，还有艺术家林荫庭。

和当时已经来过中国的西方策展人（虽然数目不多）的套路相似，他们将在中国的主要艺术中心考察，用他们自己的体验来了解这里的艺术语境和规则，看如何参与进去。

和当时中国艺术圈里所有需要花钱的事儿一样，这次行程是由香港一位梳着优雅的杰奎琳式发型，衣柜里藏着无穷无尽怀旧版职业女装的慈善家Annie Wong女士资助。带领这些“但丁”启蒙穿游的领路人“维吉尔”一角则由郑胜天来扮演—他是一个传奇性的艺术家、教授以及85新潮运动的精神导师，至少在谈到他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艺术界的内行知识方面，他自称比任何一个仍然在世的人都更加了解。（老天知趣地把这次旅的首站安排在杭州，也就是郑胜天求学和留校任教的地方。）在一部助手摄下的关于这次旅程的录像里面，开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情景：策展人们散落在西湖边的藤椅上，喝着啤酒(种种迹象表明啤酒是常温的)。

接下来的一个夜晚，在布满竹藤椅的房间，方格桌布上摆着上釉紫砂壶杯，奥奎和许江觥觞交错。大宴后争论起，众人侃谈直至深夜。第二天早上的美院报告厅里，奥奎提出问题：“在传统和现代性中间复杂的穿梭，他们将如何驶入对方以产生关于新的存在形式？”马哈拉吉补充到“毕加索可没有被誉为欧洲的张大千啊”；而洛佩兹主要谈了最近她看到的中国艺术家的群展，评价说“这可不是一个中国的展览”。后来耿建翌和张培力也来了，大家入座而谈。张培力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比喻，他用中医草药和西医放射治疗作为类比，用来暗喻中西方艺术创作的不同。

这样一个高端策展人组合感到有做深入旅行的必要—这一行程包括了上海、北京、广州，还有台北四站—这一点比起上届文献展要有进步。上次展览使中国艺术家感到完全被隔离在外，所以才有了艺术组合颜磊和洪浩的行为作品。他们选择快到文献展开幕的时候印一个假邀请函发给他们的朋友和同行，声称他们入选了一个山寨的后加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来自彼岸—中国前卫艺术展”。颜磊后来参加了2007年的文献展，而且听说下一届也要有他。当时他用一幅画来迎接策展人一行：这幅画画得生猛粗糙，构图从顺手拍到的照片而来，内容就是这些策展人。后来这副画中的策展人都被剪掉了，剩下他们的轮廓形成的一个个窟窿。

这次旅行主要是为考察了解而设，每一个站也就相应设置了讨论环节。在上海美术馆的一次闭门研讨中，丁乙向大家介绍他是如何选择远离政治符号而转入画抽象的。邱志杰则指出在中文词汇中，从本土的叫法“现代艺术”改成“当代艺术”，这个本质上就包含了妥协。北京那边，在一个艺术家的画室里，评论家们开始侃侃而谈：卢杰炫耀他刚从伦敦金匠学院学来的理论，林天苗和张晓刚则猫在椅子里。讨论一直延续到迟来的栗宪庭现身才结束。广州那边，吕澎在解释他的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如何早已在内容上和开放度上到达了现在很多中国策展人还在翘盼的水准。

当然对于很多策展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到中国，所以行程上他们安排了那些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在上海崭新的金茂顶层来一口咖啡，在北京王府井走几步。他们正好路过张广天的切·格瓦拉在首都剧场上演的海报，一些搞笑的照片由此诞生。后来兴致所及，奥奎还和熊猫绒毛玩具一起摆造型，给大家拍照。

不管这些边角料的描述看上去如何，总体来说，这次策展人之行开启了一系列严肃深刻的领悟，而且其中一些启示和今天的局面还息息相关。最后奥奎的总结多少也代表了整个团队的看法：“这次讨论一直绕不开的话题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但是更确切地说，我们谈的是关于中国艺术家的成功是一个由于西方策展人的挑选才带来的成功。”在这个主题上，奥奎认为第一波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艺术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西方策展人选了他们才导致后来的成功，而是由于这么多年来两方缺乏联系和交流⋯⋯所以一旦了解到一些关于新的范畴下艺术创作的时候，这些资讯就提供给所谓的西方策展人一点新的考虑。”

到末了，经历了这么多讨论，这么多别扭的饭局，参观了艺术家工作室和作品，奥奎来了一个感叹。他说：“这可不是类似‘天啊，中国有摩天大厦啊’的顿悟，而是关于缺失的：在对中国呈现出的艺术的描述方面（文章和书籍），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论体系和反思来与之对应。”

原文为英文 / 翻译：黄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