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平:艺术是个“离不开技术的活儿”

《父子》(局部), 2010年,布面丙烯、油画棒,195×160 厘米

我画的都是熟悉的地方和人,这是因为熟悉了,我才能心里有底。最近在北京的街上画了些小画,我会跟胡同儿里的老太太老头儿聊天,他们的口音也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风景我小时候就画过,这么多年之后慢慢在心里沉淀,再加上这些年我学了些本领 ,重新画这些地方自然的就发生了。那些风景好像是眼前,又好像是昨天。我画的场景基本都是没太被破坏的地方,跟我二三十年前看到的区别也不大,但画的 街边新支棱起的路牌又鲜明地告诉你,它是今天。

我喜欢拍照片,但我从不照着照片画,更愿意随时随地看到意外、新鲜的东西。比如说 ,写生时,一阵风掠过,它可能就会影响我的用笔— 可照片里没有风。画旁边的铅笔字都记的是心情,写生时想到了,手边没有纸 ,怕忘了,就写上去。那些路牌上的字,油画棒做不到那么精细,写不成个“ 宋体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它的原因— 有内容却不滑腻, 太能够达到精细的油画笔会让你流连在细节里,失去了朴拙的机会。用丙烯最初始就是因为它方便, 干得快,马上就可以在上边画想画的东西。出门时,方便的材料和办法是第一位的。

现在不愁吃不愁喝,画好画坏对我来说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对我来说,画画过程当中最有意思的是,你 怎么画,要用这个材料而不用那个材料,这就像我们挠痒痒, 要挠到特舒服的地儿。手工的触摸感和气 息是我最有兴趣的。人循着自己的乐趣和意愿,时间久了,会在心里慢慢长出适合自己的技术,会上瘾。

王玉平在创作作品《西华门的雪》

文学对我的绘画影响特别大。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作家、一个画家?因为他里面有你,你在他的东西里可以找到自己。后来慢慢越来越喜欢暂且称为“纯技术”的东西, 其实也是受好几个人的影响。比如新凤霞, 她写的书给我的影响最直接。“文革” 时腿被打断,晚年又半身不遂,只能呆在家里, 没法演出和出门了。她原不识字,是个唱评戏的演员,只是在扫盲班里认了些字,来写她的经历。我跟几个朋友聊过新凤霞,他们认为是她的经历打动了我,但我觉得不完全是— 还有她那种朴素的陈述方式。 她不会用形容词 ,脑子里有的只是“我怎么把这件事情说的让你懂”,这是她无意间做到的,也是被前辈比如叶圣陶先生提倡的— 他管这叫“写话”。也就像阿城聊东西一样— 他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他没有态度 ,他只是陈述。

我不太善于思考,坦率地说,我有点儿反对思考。前几天跟朋友聊起这事的时候, 我说我是个没有脑子的人。他说你说的不对,你的展览是对思想的批判。我说,这事我没想过,如果是,也 是个偶然。现在的艺术环境,人们太多的谈思想、谈看法,而我最大的乐趣还是画画本身。最初我们小时候拿起笔来画画,是因为我们喜爱。经过了这么多年艺术的训练、学习、思考 ,反而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像我小时候触碰它的那样好玩了,这大概是有问题了。过分强调创新 反而成了我们的精神负担,最初拿起笔的快感没有了。

我喜欢所谓的“纯技术”,而一个好的、适合自己的、相对成熟的技术,它的后面一定有思想来源,只是它不必那么表面。庄子的文字,闻一多就讲,可以抛开内容, 就他的文字风格文字形式本身就是他的态度。今天这被我们严重忽视了。

《老道6》,2007年,布面丙烯、油画棒,190×150 厘米

对技术误解的原因,是对技术的无知,不管是绘画技术还是材料技术。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没专业学过的都在画油画?我是觉得是因为这个专业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让人家觉得,这事很容易、很简单。但你对技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不大一样了。比如说中国的颜色,朱红、大红之类,撑死了五六种,可西方的红是编号的,从头到尾二十个号,每一种红都不一样。日本的色系里,这个范围就可能有三十到三十五种了。我们专业画油画的,你的眼睛能够分辨这个微妙的区别吗?这就是人对专业知识的“够”或者“不够”,也就是专业不专业。

艺术搞到今天,我们被砸眼球砸腻了, 被玩恶心玩刺激弄烦了,倒是不容易见到温和谦虚的东西了。我觉得艺术还是应该有益于世道人心,还是应该让人感到愉快。 鞭策社会、批判时弊都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没那个眼光和能力,就希望把一点温暖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有一天一个朋友的小孩来看我的展览,他说“看了王叔叔的画, 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柔软的东西,只不过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很多人要换一张脸活着, 要硬起心肠来。“是” 也愣说“不是”。这就累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