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舒门·巴萨和约瑟夫·格里玛共同发起了“后匆匆主义”运动。 2012年6月，“后匆匆”移师北京的观心亭，名为“北京：匆匆之后”的活动持续了几乎一天，包括放映、现场表演等；三位策展人同时宣读了“后匆匆主义宣言”，如“新的慢”，“一场对加速的抗议”等。《艺术界》借此机会采访了策展人之一舒门·巴萨。

LEAP

活动现场，诸位都在使用黑莓手机，小汉斯也提到说你们曾经通过黑莓手机交流，包括有“后匆匆主义是一场黑莓信使（BBM）运动”这种说法，这个反应迅速的工具是如何跟后匆匆主义里“ 慢”的概念贴合的？

舒门·巴萨

是一个催生了另一个。我们用黑莓手机交流时产生的“后匆匆”感事实 上是现代生活种种陈词滥调的产物：速度、加速度、最后期限、旅行、坐立不安。长时间这样生活和工作反而会让人失去工作状态。后匆匆主义与未来主义或所谓的慢运动不同，后者将世界的复杂性简化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契约，而我们承认一些时刻需要速度。也正因为此，另一些时刻必须是减速、孤立的。前者催生了后者。

LEAP

后匆匆主义，是一种“-ism”，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指向某种新的人本主义？又是否如所有后现代名义下的运动一样，如环保主义，存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运作，一种立场鲜明的话语体系的可能？

巴萨

我们反对将后匆匆主义变为任何教条的意识形态运作。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话语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并欣然接受它们。后匆匆只是名字中带有“主义”二字，其本质并非一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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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匆匆主义明显与时间，或者说时间感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后匆匆主义是否代表一种“不合时宜”？或者如阿甘本指出的，“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代表一种与“当代”之间的疏离关系？

巴萨

时间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时间。什么时间可以存在于时间之外？就在昨天，科学家们宣称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宇宙物理等式中多年来缺失的一环，在改变的同时又维持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自文艺复兴伊始，经过启蒙运动，时间逐渐失去其方向性，在国际范围内变得愈发标准化。 事实上，协助资本和商品在世界不同区域流动的“平坦地球”的构想必然基于时间的平整化之上。后匆匆主义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奉为圭臬的时间概念不过是一种标准化计量法的升华版本，我们需要探索、享用时间中更多丰富复杂的维度。

LEAP

在当代中国，时间的均质化现象很严重，互联网与高速铁路的普及带来了新的同时代性，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造就了一种新的公民性。那么在后匆匆的视野内，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是否如刘窗的作品中那两辆汽车，事实上需要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形成某种抵制与对抗的关系？

巴萨

我并不认为后匆匆主义具有这样的社会道德力量。你的问题探讨的是原子化的个体与群集个体间的关系，譬如情侣、家庭、社区、村庄、城市和国家。我们似乎的确在用密集的交流替代物理意义上的亲近，二者或许有联系，但绝不相同。此外，“共同体”这个词常常被某种怀旧之情扭曲、误用。现实也许已经超出了我们继承的语言的描述范围，我们需要新的词语来表达新的概念。

LEAP

后匆匆主义其实带有一种反速度的倾向，同时也反对持续加速状态导致的感知同一化；而强调减速似乎是一种感知的考古学，比如品茶、长镜头、慢行，那么后匆匆是否意味着一种感知的乡愁，通过对一些被遗忘的感知经验的招魂，而希冀我们回到一种自身对外在世界保持一种经验的开放与自由的状态？抑或是希望创造新的感知经验？

巴萨

就像我刚才说的，后匆匆主义不应被理解为单一的教条。对我们来说，它也是 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因此你会发现我们不断地在三个人中间厘清、解决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宣言以完整、拒绝更改和侵犯的面貌降临世界，而我们宣言中第65条提到“ 持续的编辑是后匆匆主义的。”乡愁一词的本意是“心之忧疑”，在这一语义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而通常所指的乡愁指从当下逃逸到对过去的幻想之中，我们反对这一定义。后匆匆主义的过去并非优先于当下，因为任何一个时刻中都包含了全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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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描述的巴黎漫游者，也作为一种现代的人，“人群中的人”，在大城市中安然自得，我行我素，用漫游来抵抗机械的城市经验─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十九世纪的后匆匆主义者─但是本雅明却看出来了其内在的资本主义逻辑： 漫游者依然待价而沽，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商品经济。那么后匆匆运动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风险，成为当下全球资本主义景观中的一个奇装异服者，而非真正的反对 者？

巴萨

资本主义的威力在于它可以吸收、接纳看似反对它的种种力量，这种现象在过去和未来都无法避免。拒绝体系事实上是在强调体系的统治性。我们无法预测后匆匆主义被解读或误读的种种可能；阐释这个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话语自身会获得生命，最终成为原意的反面。后匆匆主义宣扬“进步意味着增长”这一理念及其反面以外的其他可能性，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态度可能会变成自身声讨的正统的一部分。

LEAP

“慢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商业噱头，一种新景观的营建模式。那么后匆匆如何与之拉开距离，不让自己沦为当代艺术的智力游戏，或新型的资产阶级雅皮主义？或者说，如何避免仅仅成为一种 “诗学”或一种“修辞学”？

巴萨

诗学并非无关紧要—事实上，就 像切斯拉夫·米沃什所说，诗歌是唯一可以对抗商品化的艺术形式，写作和出版诗歌并不会让人变得富有。因此我们说诗歌是后匆匆主义的。的确，关于“慢”的修辞已经变成了消费有机食品的中产阶级们充满优越感的矫饰。我们有责任在语言的使用和阐释中尽可能达到精确，保证后匆匆主义不是纯粹和单一的概念。这或许可以规避你所谈到的景观化。

LEAP

请讲一下目前你个人的工作节奏和方式？

巴萨

我不知道读者是否会对此感兴趣。我只能说我在15年前听到布莱恩·伊诺“20 岁时，做一切事”的建议便开始这样做了。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3 0出头，在33岁时 （耶稣也死于3 3岁）我决定不再加快节奏，并试图调整我的生活，一年的某些时候我会极端忙碌，另一些时刻则与世隔绝。职场文化常常给人带来一种伪命运感，仿佛一切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断的自我流徙可以很好地摆脱这一点。（由康康翻译）

北京：匆匆之后

北京观心亭

2012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