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伟

LEAP20-lars

西九龙文化区M+ 博物馆执行馆长

LEAP 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出任M+馆长一职?

李立伟 这份工作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创办者坚定、毫不妥协的构想和抱负:他们一方面试图设置非常高的专业标准,一方面避免重复现有模式。他们不想要另一个泰特、蓬皮杜或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而是要挑战已有模式。在博物馆工作过足够长的时间,你会知道自己想要改变什么,也想知道什么是可以被改变或挑战的。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有趣的不稳定,而去一个并不了解的地方工作更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不稳定。我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接触,然而担任博物馆馆长职位,对我而言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新领域发展深入的专业知识,我与很多领域有着更为表层和策略性的关系,但对新事物缺乏深入了解。我被邀请做M+的馆长,并非因为我是中国当代艺术专家,而是因为我在美术馆方面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够把博物馆构想变成现实,用我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机构学到的所有东西丰富香港及邻近地区的现有知识。

LEAP 到达香港时,您对M+和西九龙文化区有怎样的愿景?

李立伟 接受这份工作时,我清晰的想法之一是M+应该成为一个视觉文化博物馆,而非单一的美术馆。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包含多种文化形式的概念,涵盖了大量处于文化类别边界的运动。这是过去20年的总体趋势。在亚洲的不同地区,文化类别的界线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固定—在香港遇到的艺术家常常也是著名的设计师、建筑师、广告界人士、摄影师、教师等,其原因在于这些类别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一种西方文化架构。与西方大都市距离越远,在不同角色之间流动的自由就越大。我们要接受这样的流动性,而不是害怕它。

“M+进行:油麻地”是西九龙文化区视觉文化博物馆M+所策划的“游击”展览系列的首个活动。展览邀请七位香港艺术家,包括关尚智+黄慧妍、梁美萍、Erkka Nissinen、白双全、曾建华和余力为,一同想象香港故事与历史的叙述。
“M+进行:油麻地”是西九龙文化区视觉文化博物馆M+所策划的“游击”展览系列的首个活动。展览邀请七位香港艺术家,包括关尚智+黄慧妍、梁美萍、Erkka Nissinen、白双全、曾建华和余力为,一同想象香港故事与历史的叙述。

LEAP 最初搬到香港时,您如何看待香港的文化?

李立伟 香港的文化非常复杂,因为它处于种种差异性的中间地带,不断地摆动和移位,很难给人以坚实或确定感。(认识香港的)第一个层面,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介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之间——后者是一种问题重重的殖民史,长年累积着紧张和不安。双重文化身份是香港的第一个复杂性因素。再看看香港最近的历史:香港居民似乎第一次把这个城市当作家,当作一个可以永久居留的地方。在我看来,主权移交前的香港只是一个过渡地带,来到这里的人们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离开,虽然其中大多数人留了下来,却并没有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历史上的香港并没有真正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这种发展在最近数十年中才开始发生。开始思考身份问题时,就必然涉及到包括与排除的问题,人和思想都是如此。香港的中国人口并不是单一的南方人,很多有权势的北方人在1949年后移居香港,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南北关系。这些东西叠加起来,便产生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地图。此外还有香港复杂的政治状况,例如有言论自由但没有普选,其结果是一个奇特的政治体制。当然,我们这些和艺术打交道的人喜欢复杂性。人类始终朝着稳定性和确定性努力,渴望领会与理解,但艺术从业者必须放弃这些东西才能接近艺术——明白一切没有确定的意义,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事物,也无法彻底理解艺术家的意图。香港的复杂性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个城市几乎等同于艺术,因为它是如此复杂而不确定。

LEAP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策展人,您的计划是什么?

李立伟 我和李杰在这个项目上合作非常愉快。选择李杰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确是非常个人化的决定。过去香港曾采取过两三种选择策展人和参展艺术家的方式,但每次都以香港艺术发展局与申请失败者之间的官司告终,只剩下很少的时间给艺术家和策展人准备展览,所以这次艺发局决定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委托机构制作展览。他们当然希望选择可以造成最大影响力的机构,因此联系了M+,我们也接受了艺发局的委托。遗憾的是,这个决定在香港艺术家和策展人中引发了强烈反应。我不认为人们反对李杰当选,他们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艺发局,因为它未能广泛参考民意,遴选方式也缺乏透明度。M+也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该接受此次委托。我认为艺发局的做法是正确的。威尼斯双年展是香港唯一拥有控制权,可以自行制作展览、撰写目录,让本土艺术家产生影响力的国际平台。香港必须明智行事,在最大程度上利用这个机会。公开招标对香港艺术界和艺术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评审团一定会做出正确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听天由命。而M+不仅是一个博物馆,更是一个国际艺术品牌。香港理应选择具有海外声望的M+,以及在香港以外地区最有名的香港艺术家。此外,M+的馆长和主策展人在国际上声名远播,其专业的策展团队在传播和组合方面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匹敌。为了公平开放而把赌注押在某位年轻策展人或小型组织上无疑是可笑的。香港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我认为人们的批评主要针对两点:一点是政府工作的不透明。艺发局不是政府,只是一个类似政府的官方组织。另一点是工作机会的丧失,认为年轻策展人的工作机会被抢走了。但为了香港艺术界和艺术家的利益,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批评)令人很不愉快,因为我不想站在艺术家的对立面。

鸟瞰建设中的西九龙文化区
鸟瞰建设中的西九龙文化区

LEAP 但您现在的确处在这个位置上。

李立伟 对,但这是不应该的。不是所有签署了请愿的艺术家都感到同等程度的愤怒,对立状况也不像看起来那样明确。我希望这种对立情绪会消失,人们会理解我们并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做事。事实上不做这个展览对我们来说会轻松的多,因为目前机构的规模有限,已经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应该且必须去做的事,是一种责任。我们会考量展览的结果,如果认为我们做的不好,也许明年就不会继续做下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LEAP 然而,李杰一人当选威尼斯参展艺术家,很多艺术家也质疑艺术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李立伟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威尼斯双年展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群展,试图在国家馆中展示多位艺术家会大大降低观众记住个体艺术家的几率。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是一个致命错误,每位艺术家都会淹没在威尼斯的喧嚣中,无法从这惟一一次在威尼斯展览的机会中受益。1993年,我担任了瑞典、挪威和芬兰联合国家馆的策展人,必须展出三位艺术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在威尼斯并不受关注。如果只为一名艺术家制作个展,这位艺术家还有被人记住的可能。毕竟在文化领域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做出选择——比如音乐会小提琴独奏的人选。我毫不怀疑这是做事的惟一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艺术家都会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机会。作为策展人,选择一位艺术家还是二十五位都不能使我受益,我只是提出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罢了。让所有人满意不是我的职责。(由康康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