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街景。全文摄影：冯发轫

2002年，我刚上初中，对艺术的理解停留在悬挂于家中、父亲亲手绘制的镜面“下山虎”——威风凛凛的形象透露着他在家中的主导地位和供养者角色。他和母亲的上一辈刚刚脱离农田劳作，男性所代表的劳动力优势已荡然无存，但他们依然认同家庭位置的主次和内外之分。这种共识编织出一种“安全网”，每当在婚姻关系坠落的时候，都稳稳地接住他们。

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工艺美术厂工作，绘画是他的必修课。他在家具表面绘制花朵和风景，让普通的木材家具看起来是精工细作而成。他也在镜面上画画，镶嵌上木框，普通的镜子可以变成家里的摆设，既通过镜子映照仪容仪表，又增添了家庭环境中的艺术趣味。比起当时更为普遍的装饰品——月历和美女画报，似乎是“高级”一点。他的艺术，如能称之为艺术，混合着一种营生和集体主义图式下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统一式样、实用主义的家具，只在细节处保留一定的装饰性和娱乐感。

汾阳文峰塔

到了2002年，集体主义的生活痕迹已被抹去更多，只留下这件“下山虎”和它曾目睹的时间。改革开放政策已推进了多年，正在发生着的很多大事氤氲缭绕，却旋即以笃信的口吻被写入历史。历史正像叶片一样，以一条脉络的舒张方式被记忆。我依稀记得，在我的老家——当时还未升级为市的汾阳县，国营单位陆续关张，县里橡胶厂每年都办的灯光喷泉会突然在某一年被无限期取消。职工拿了遣散费，寻找新的出路，工厂大门再也没有开过。

多年后的2008年，这种氤氲感在我第一次看贾樟柯电影的时候，才被以影像的方式固定下来。那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来到汾阳首映，作为同乡，我才有机会看到他早已完成的小城三部曲，其内容无非是我周遭“小人物”的日常。但镜像中的现实图景，早已被城市化高度覆盖——电影中的破败场景，被高楼碾碎到地底。哪个是现实？哪个是虚构？哪里是记忆？哪里是戏拟？首映典礼上，左小祖咒唱诵着他的歌词，我的疑问也追赶着他，为什么他咕哝几句却是艺术，为什么一个艺术家要取名“诅咒”。

城市改造前的汾阳城街景

时间完全被打乱了，好像我身体里的记忆被过度扭结在一起，变成一种无法消解的疾病。头一年，当北京申奥成功的消息从电视里传来，在父亲兴高采烈的庆祝鞭炮声里，在电视里杨澜和邓亚萍激动的欢呼声中，那种在我心里喷涌而出的暖流一下子被击得粉碎。那时，我在噼里啪啦的鞭炮扬起的尘土里，感受到一种存在，而那个存在是与纽约和莫斯科共时的——曾有一瞬间，让我误以为“未来被均等规划”。在几个月后，晕眩告诉我，我像所有这个时代的人一样，从内心里滋生着病毒——它是一种发展、进步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的视力缺陷。当你能够同时看到月球、金字塔和自由女神，你会对周围的现实世界丧失感知，如同千度远视的人，看不清楚手中纸币到底是五元还是两角，也不清楚所付出的能否被等价交换。

城市改造前的汾阳城街景

视线再次回到2002年。卢杰和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了“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项目，参照红军长征历史路线，规划了包括瑞金、井冈山、泸沽湖、茅台等20站在内的实施地点。经由此次项目的推动，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叙述开始把极端的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符号扭结在一起。参与者在后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大都赫赫有名，而历史或许正在死去。正当我登录长征计划的网站，去片面地重访这段历史时，很偶然地看到一些参与艺术家早已仙逝。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而言，艺术都是一个早衰的行业。当年的计划实际实施了12站，第13站即北京站；卢杰建立了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空间的建立既取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说辞，又在艺术语境中贴合了画廊和美术馆的早期建立。艺术的发生可以在任何地方，但艺术的消费始终在城市。后来长征计划转型成为长征空间，吸纳了一批曾参与长征计划的艺术家，卢杰也成为中国最早一代的当代艺术画廊主。卢杰通过长征计划试验过教育的诸种模式，也曾向普罗大众伸出橄榄枝。时过境迁，在今年早些时候，卢杰宣布赴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而其中暗含着某种隐喻——艺术须经由教育，才能够真正建立。

铲平中的黑桥艺术区

从先锋艺术和业余前卫进化而来的当代艺术，从来都不缺乏“乌托邦”叙事。北京东村、望京地下室、黑桥、草场地，辗转来到城市中的艺术家，和城市里没有资产的早期建设者们混居在一起。在他们迫切想要搞艺术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城市化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犹如乘上一艘火箭。1998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与房地产大亨王石会面，询问他对房地产走势的看法；2月，朱镕基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亮明态度“要作个决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1】随之而来的城市士绅化将艺术家的乌托邦梦想击碎。曾被视为“例外行动”的士绅行动【2】，与艺术家聚集区绑定在一起，艺术家们的创造实践和产出——视觉的和行动的，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经常被简化为品质生活和高尚体验的辅佐物，再也没有比艺术更具有溢价本领的工具了。艺术家们都还津津乐道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繁荣的2010年代中期，当时的作品待价而沽，任何作品只要被生产出来，都会被藏家买走。和睦景象中催生出的各种友谊，很快被跌落的市场所搅扰。艺术家们钱袋里的钱还没捂热，便需要支付节节攀升的房租，围绕着艺术而兴起的咖啡店、酒吧、精品店，成为城市短途旅行的新目的地，也让原本处于城市边缘、自发形成的艺术聚落，随之而被改造。艺术家被从产权不明的租赁厂房里被赶走，在复杂的城市生态里，艺术家变成一群似乎拥有“特权”却随处可见的流浪者。

伴随艺术家迁入而发展起来的草场地酒吧

见证了这场在2013年开始和收束的失败艺术行动，崔灿灿在黑桥一处艺术家自营空间“我说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中策划了“夜走黑桥”。在2013年6月1日凌晨至8月1日晚这段时间内，几十位居住在黑桥周边的艺术家自行进入空间创作。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空间内，参与艺术家达到了一百五十多位。随机抽取几例，可管窥当时的疯狂盛况：有人放火，招来了警察；不明人士让工人运来砖头，把门封死；有艺术家雇了两个痞子大爷，在门口拉一米线，阻拦观众进入空间；胡庆泰带两个村民去看了现场的一件作品，村民说，“这些人都有病，别再冒充艺术家了”；赵赵在空间里喷了一瓶香槟，取名《祝贺！你们都成功来了，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它们并不发生在夜里，却也只能发生在“夜里”，好像一丝亮光就会让这场隐秘的狂欢惊醒。项目让崔灿灿一战成名，而项目里的很多艺术家早已佚失，“夜走黑桥”也成为艺术在这片土地流连的唯一证据。在此之后，它将拥有一个崭新的名字：黑桥公园。

在当代艺术逐渐与乌托邦时代挥手告别的时候，北京的798已经变成全国的艺术旅游圣地，越来越多的房地产项目期待与艺术嫁接，经典盈利案例被无数次贴上PPT。彼时的上海则处于“美术馆热”的早期，截止到2020年，上海美术馆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家，飙升至89家之多。【3】美术馆数量的井喷式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士绅化街区的增加呈现某种正相关。上海弯道超车北京，似乎马上（或许早已）要取代北京成为新的艺术中心。

新的中心在擭取权力的过程中，新的规则制定者和新的玩法随之而来，二者又相互影响。诚然，中国最好的博览会之一，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是由艺术家所组织——一些早期的创作者（包括艺术家或策展人），早已认定成为规则制定者比亲自走上牌桌更加引人入胜。在《浅谈上海艺术基建》一文中，评论者陈玺安将这样的一些人陈述为基建者。基建当然重要，但它只会产生在与时代同步的节奏里。在这一旋律中，艺术被视为杂音。

城市扩张后，汾阳人有了更加现代化的城市广场

想起我幼时居住的汾阳街道上，有一个“返祖”的小孩儿，每天在太阳落山前出来晒太阳。听说她年岁很大了，只是看着像小孩。她浑身上下长满了毛，有一条小臂长的尾巴，但揣在裤裆里，谁也不让看。大人们说她活不到二十岁。她很少说话，发出的声音类似“咿咿呀呀”。她是某种启示——我们和她一样，身体里住着不同的时间，时间和时间产生着对话。对艺术来说，没有过太好的时代，也不会有太坏的时代。因艺术而结成的集体永远“畸形”地游走在各种时间里，持续地被建立、被捣毁，被重新建立，被推翻——再被建立。

【1】《风云变幻40年，国房地产的爆发与平静》，作者孟樑，发表于《时代周报》，2019年11月
【2】《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英]尼尔·史密斯 (Neil Smith）著，李晔国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
【3】《2020年度上海市美术馆名录》，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发布，2020年10月

冯发轫是一名艺术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