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隐》（静帧），2022年双频道影像，彩色，有声，5分56秒

画面为殖民时期的新加坡铁道

我家里从来没有他的照片，他其他子女的家里也没有，没有人提起他。直到我三十岁出头，才开始真正思考他——我的祖父。随着慢慢拼凑起的线索，我找到了他的墓地，以及一座为他所建、三米高的方尖碑，就在老家广东梅县的诰上村，以此纪念他作为共产党烈士的牺牲。

一个香港出生，幼年就被带到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长大、生活和工作的男人，最后怎会被埋葬在老家村里的碑前？

每个家族或许都有不可言说的秘密，祖父在我们家即是如此，他像一座藏于明处的山，几十年来悄无声息地矗立在家中。就像他的一张掌心大小的照片，静静地躺在老家的抽屉里，仿佛一直等待我于2011年1月的那次来访。当时，一位亲戚冲进屋里找出照片，塞到我手上。细看之下我才意识到，那是他在马来亚的囚照——他最后的一张照片。

2011年1月2日，艺术家首次在祖屋中见到并捧起祖父的囚照，这是她前往祖屋时唯一获得的祖父遗物。1948年中期，沈焕盛因参与反殖民运动，在英属马来亚被英军逮捕。此照为他被遣返至中国后，于1949年7月遭处决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摄影：沈绮颖

过去十年，祖父和那场被遗忘的马来亚反殖民战争[1]，成为我研究与艺术创作的核心，并衍生出多个作品。我的多媒体表演作品《有那么一天》[2]（One Day We’ll Understand, 2015—），也被接受为艺术实践型博士的一个研究课题，以艺术研究与创作为方法，重新唤起对马来亚战争的记忆和纪念[3]。我试图使那些在官方档案中被遮蔽与噤声的人物与叙事现身，干预官方史学并介入战争相关的公众记忆，在历史研究中注入一种不同的、更具阈限性的知识。这一系列作品横跨摄影与影像装置、书籍制作[4]和表演等多种方式，可视为对马来亚战争多种模式的存档与反存档。同时，我也使用更具思辨性、类似“批判性虚构”（critical fabulation）的方法，试图超越档案，在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想象空间里唤起记忆。我顺着也逆着殖民档案的脉络阅读，在其间穿行，也试图超越它。

借由梳理家族史，我探讨关于记忆与史学的宏大问题，将个体投射到地缘政治的层面。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我的祖父沈焕盛，一位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教育家和报纸编辑，和三至四万马来亚左翼人士一起，被英国殖民政府驱逐到中国。这场即便在学界也鲜有研究的大规模驱逐运动，导致被驱逐者/受害人多舛的命运[5]。我的祖父是最早被驱逐的几批之一，他于1949年中期被送往中国，彼时正值内战尾声，这意味着他注定难以生还。地方档案记载，他于1949年7月被国民党士兵处决，离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仅差数周。后来，祖父在广东老家的村里被奉为共产党烈士，树有三米高的方尖碑。而他留在马来亚的妻子、母亲和五个子女，却从此不再提及此人。他们的沉默——连同所隐含的创伤——在我们家延续了六十年，和冷战时期遭受死亡或失踪的许多家庭无异。

2011年初，当我第一次回到诰上村，才听说关于祖父的各种传说。有人说，他身为一位从“南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是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的“左右手”——这显然不是事实。另一位亲戚带我走到祖屋附近的山坡上，指着一棵大树，说它曾挡住了追兵，他还指着布满青苔的排水沟，说祖父被国民党逮捕后，家人就在那儿迅速、低调地丢弃了他的所有物，只留下那张囚照。在隔壁村，有人说祖父当时正下山收取一封任命信，要加入新组建的中共地方政府，却在停下来喝酒时撞上国民党士兵。据说有两位自称当年九岁、从厨房窗户偷看的人目睹了那场逮捕：祖父先用“功夫”击退了七名士兵，直到口袋里掉出一把枪，才证明他是游击队员而被捕。几个星期后，他作为一名负伤战俘，在国民党撤退台湾的途中被就地处决。他是周边唯一一位立有烈士碑的人，被口口相传的故事层层包裹。在马来亚，他其实是政治活动家，也曾两度被捕——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占时期，一次是在1948年中期，被英国殖民政府拘禁。但中国这边的亲戚和同乡人唯一知道的，是他被日本军捉住折磨。祖父被杀后，南洋那边的家人六十多年都未曾回来。

艺术家于2011年1月所摄的祖父沈焕盛的纪念碑，这是她们家60多年来首次有人回到老家广东梅县的诰上村

摄影：沈绮颖

2014年4月的清明节，一位亲戚挑着装有鸡和其他祭品的传统客家箩筐，走向诰上村村口的烈士纪念碑，为沈焕盛扫墓

摄影：沈绮颖

我是第一个回村的近亲，这打破了沈家内部流传多年的风水禁忌——每一个从南洋归来的男性后代都会死在这里。我因为女性身份不受影响，说服了父亲让我去看看。从这次初访开始，我也说服了父亲和他的四位兄弟姐妹，在2011年和2013年一同回村两次，祭拜他们的父亲。此后他们年事已高，不再远行。2011至2017年，我在北京工作，每年都会回村拍摄照片与影像。在双频道影像装置《山之隐》（The Mountain That Hid, 2022）中使用的关于祖屋内部的短片，成了我对那座破败的百年客家围屋的浪漫凝视——这房子由曾祖父所建，1949年中期，祖父返回此地，却最终在附近被处决。画面里还有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微风中如肺部纤维般起伏；院子里的灶火升起炊烟，一头猪在猪圈里急促喘息着。与之并置的另一块屏幕上，出现了新加坡殖民时代的火车隧道，它像虫洞一样，引导我们穿越多重时间维度。它呈现了我在那里偶遇的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徒步者，她们忙着自拍，六分钟的交谈不可思议地触及了我作品的主题。这两个画面平行且并列，如同一部未完成的历史的两端。时间，究竟是线性向前还是循环往复？

《山之隐》（静帧），2022年

画面为艺术家祖屋的内部，其祖父于1949年7月被遣返回此地，并在附近遭处决

《山之隐》（静帧），2022年

祖父幽灵般飘入我重新想象的档案，在作品《箱之轻蠹》（The Suitcase Is A Little Bit Rotten, 2023）[6]中展现。这组作品由十片玻璃板构成，宛如星座般排列在一个椭圆形底座上。他显现其中，双手叉腰，脖子上挂着相机，仿佛站在一群马来人后方的旁观者；他坐在原木上，注视大象在木材场工作；他站在甲板上，俯瞰香港码头。在与殖民档案的影像打了十年交道后，我想通过这些图像的缝隙与创伤去重新想象。我试图以一种“叛逆的目光”[7]（disobedient gaze）回望殖民档案，运用思辨性重释与批判性虚构[8]的方法，打断它对历史的单向叙述——借由想象力及其解放性潜能，寻求一种从过去的困局中突围的路径。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重新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的“魔术幻灯片”（Magic Lantern slides），它们曾用于科学、殖民或基督教宣教讲座及放映会，以唤起一个想象图景——融合宇宙与东南亚历史。我将它们重制为时空悬浮的玻璃板[9]，再将祖父“传送”到与我幼子（他继承了祖父的名字）的同一时空。通过档案的某种时间旅行，他们二人如今被置于一个重新想象的东南亚[10]。一个孩子，除了名字，还能从我们的过去继承到什么？我们能否事先将充满暴力与创伤的殖民档案加以改造，再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历史和时间是否会循环往复？[11]

《箱之轻蠹》，2023年

“赦免我们的罪过”（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展览现场，2024年，世界文化宫，柏林

摄影：Hanna Wiedemann

这两件作品建立在项目早期工作的基础之上，更侧重考据与纪实。在《物之忆》（Remnants, 2015—2018）与《忆之歌》（Requiem, 2017）中，我通过拍摄引发回忆的风景照，并将其与遗留文物、静物照片，和左翼老兵或记得或已遗忘的革命歌曲一起，组成调查马来亚战争留在土地、物件和遗留者（或流亡者）身上的痕迹的“反档案”。在随后的《介入之灵》（Interventions, 2018—2020）中，我研究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的有关马来亚战争的全部照片。我还创作了一部新作，重新诠释了这些馆藏的照片，并提出以下问题：什么构成了档案、谁被置于中心或被排除在外、这些档案如何支配公众对战争的记忆？通过将档案图像的正反面拼贴在一起，我想揭示殖民档案内部的索引结构，并重新构图，试图给出或许具备抵抗意味的差异性解读。[12]

《有那么一天》（剧照）于2024年8月30日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滨水剧院首演

预告片链接：vimeo.com/simchiyin/odwutrailer2024

摄影：Joseph Nair

《山之隐》，2022年

“Chronotopia”展览现场，2025年，富茨克雷（Footscray）社区艺术中心，墨尔本

所有线索，无论纪实或揣测，最终汇聚为一场自研究项目延展而来的戏剧表演。在一小时的独白里，我扮演自己，并在多重身份之间切换：艺术家、研究者、孙女/女儿/侄女，以及母亲。我将自己对时间和历史印记的思考、跨世代记忆和传承的工作方式带到了舞台上。这个从早期讲座发展而来的多媒体表演[13]，以我视觉作品的投影为核心——舞台上有多个可滑动的屏幕，整个地板也都是投影的屏幕，伴随着打击乐手王璎璎（Cheryl Ong）创作的音景[14]。故事以二重奏的形式展开，但始终未有定论。灯箱的框架贯穿整件作品，成为一个主题，另一个重复出现的元素是大幅的纸张——它们成为投影的载体，暗示我在档案中的工作及无尽的探寻。结尾一幕，我站在舞台上，淹没在铺满一地的白纸之中。起初，它们作为投影幕布存在，承载着我所查阅与创作的所有档案碎片，这些片段以近乎算法般的节奏快速闪现、交替浮现。随后，白纸清空，成为一幅纯净、明亮的画布，一个全新的起点。我手持记号笔，在地板上匍匐爬行，写下“有那么一天……”和一连串的看似无穷无尽的分句：

“土地和身体都留下痕迹

那些被流放他乡者所承受的伤害犹在

殖民的实践仍在延续

有些罪行永远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记忆难以捉摸，历史受到操控

过去塑造了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承认

在她的余生中，心碎与愤怒、恐惧交织在一起

战争的个人代价

有些人选择沉默

有些往事的片段我们永远无法知晓

世间事不是非黑即白

有些存在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言说

选择，总伴随着后果

事情终将发生……”[15]

灯光熄灭。

注释：

[1] 长达十二年的“马来亚紧急状态”（1948—1960）期间，英国镇压了在其殖民地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由马共领导的武装叛乱行动，这一事件在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至今深远影响。学者指出，英国当时所使用的反叛策略，包括使用落叶剂、强制农村人口迁移、大规模逮捕与驱逐，以及将地区划为“黑区”与“白区”等，皆被纳入西方军事手册，并持续影响后来的越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甚至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例如，拉勒赫·哈利利（Laleh Khalili）在其著作《阴影中的时光：反叛乱行中的囚禁》（Time In The Shadows: Confinement in Counter-insurgencies, 2012）中即有相关论述。而卡洛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在《暴力的遗产：大英帝国的历史》（Legacy of Violenc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2022）更系统追溯了“暴力逻辑”“法律体系”与“经时间考验的情报技术”如何借由殖民地官员与基层警察的流动，在帝国的不同殖民地之间循环传播——“从南非至印度，从巴勒斯坦至孟加拉，从爱尔兰至塞浦路斯等地”。她写道：

“……人员、观念、实践与法律系统在整个大英帝国内部的流动，如同一张蜘蛛网的丝线，只有退后一步，才能看清它所织就的庞然全貌。”于1948年10月至1951年10月任马来亚高级专员的亨利·葛尼（Henry Gurney），曾在此之前于巴勒斯坦扮演重要角色，最后在马来亚被共产游击队暗杀。而1952年接替他的杰拉德·邓普勒（Gerald Templer）将军亦曾在巴勒斯坦服役，并参与两次世界大战。

大卫·A·查特斯（David A. Charters）也曾探讨，英国军官如何将反叛乱情报实践从一场殖民战争延续到下一场——英国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总结的经验塑造了“马来亚模式”，而这一模式随后成为军队反叛乱理论中的“信条”，影响了对肯尼亚茅茅（Mau Mau）起义及其他地区的镇压。参见：Charters,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ume 29, Spring 2009, p 60, 61.

[2] 这句话出自一位苏格兰种植园主的墓志铭——他于1950年12月在马来亚北部霹雳州被共产主义者杀害。墓碑坐落在霹雳州华都牙也（Batu Gajah）一个名为“上帝的一小块地”（God’s Little Acre）的墓园。我将这句话用作作品标题，正因它所蕴含的多重含义。它是一种肯定的陈述？一种试探性的命题？一种探询的问题？还是一种满怀期待的愿景，或一种惆怅的希望？

[3] Sim Chi Yin, Traces, spectres and speculation: Art and conjuring post-colonial memory,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as case study, PhD thesis, War Studies, King’s College London, 1 Jan 2025.

[4] 我正以这一项目为基础制作四本书，第一本已于2021年出版。《她从此以后不再搭那辆三轮车了》（She Never Rode That Trishaw Again）聚焦于我的祖母——在祖父因其政治立场被驱逐、处决后，她所经历的人生。这本书以她的度假快照和明信片展开叙述，讲述自祖父去世以来，她终其一生所承受的创伤——不仅要承受他的死亡，还有由此形成的一种静默氛围。详见：https://www.printedmatter.org/catalog/62922。这本书也是我在柏林Zilberman画廊展览“摇晃水流”（Swaying The Current）中的一件装置作品，参见：https://www.zilbermangallery.com/swaying-the-current-en-e385.html, accessed 4 Feb 2025.

[5] 有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有些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地方政府工作，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还有些人则以劳工身份在南方的“华侨农场”度过艰辛岁月。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曾在2015至2019年间，与40位曾被驱逐或流亡的马来亚反殖民战士和活动家进行口述史访谈。他们如今分散居住在广东、福建两省，以及香港、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6] 这个标题来自我的儿子在两岁半时说的一句话，他混合一些想法，讲出了这样一句有些不可思议的诗意之语，既表达了旅行的意味，又暗示着这次旅途的某些方面不太对劲。

[7] 这一术语由艺术史学家加布丽埃勒·莫泽（Gabrielle Moser）提出，她将其描述为一种“具有抗争性的史学研究法”，“一种拒绝接受殖民政府对照片施加解读的观看方式”。 参见：Gabrielle Moser, Projecting Citizenship: Photography and Belong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Pennsylvani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

[8] 这一方法由文学学者赛蒂娅·哈特曼（Saidiya Hartman）提出，是一种富有批判性与同理心的档案阅读法——“逆着档案的纹理”。在她的表述中，这是一种“采集与损形的结合”，也是在“扰乱历史与想象间的界限”。参见：Saidiya Hartman, Scenes of Subjection: Terror, Slavery, and Self-ma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22. 亦可参见：Hartman, “Venus In Two Acts”.这一概念并非没有争议，尤其在历史学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艺术家的内尔·佩因特（Nell Painter）就曾质疑该方法，与此同时，黑人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提出的“觉醒工作”（wake work），也被视为对被忽视历史的一种“复活”。我对上述观点都做了深入思考。在我的艺术创作中，我迄今只在处理与自己家族历史相关的内容时，或在面向未来的叙述中，采用带有虚构色彩的思辨性方法；而对于面向过去的、他人的口述史与历史资料，我始终避免如此处理。

[9] 这些作品被展示在复刻的老式玻璃底片修版台上，这种器具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通过使用它们以及魔术幻灯片，我对殖民摄影装置做了某种“双重的再挪用”，以此重新叙述那场反殖民战争。[

10] 2023年3月23日，我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一个论坛上探讨了“档案中的时间旅行”的概念。参见：”Time Travelers: When Artists Remix the Past to Reframe the Present”, artists (from left) Mónica de Miranda, Sim Chi Yin, artist-moderator Ho Tzu Nyen and artist Kenneth Tam: https://www.artbasel.com/stories/time-travelers-when-artists-remix-the-past-to-reframe-the-present, accessed 3 Feb 2025.

[11] 作家王鸥行写道：“有人说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而非我们所期待的线性。我们以一种圆形的轨迹穿越时间，从某个中心渐行渐远，却终将回返，只是隔着一圈的距离。” 参见：Ocean Vuong, 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9, p. 27.

[12] 欲了解更多有关该作品前文的内容，参见：catalogue by Lotte Laub, et al, Sim Chi Yin, One Day We’ll Understand, Berlin: Zilberman Gallery, 2021, https://www.zilbermangallery.com/images/publications/2046550472808769422.pdf, accessed 3 Feb 2025.

[13] Methods of Memory: Time Travels in the Archives, at Asia Art Archive in America, New York, 2 December 2022 : https://www.aaa-a.org/programs/sim-chi-yin-methods-of-memory-time-travels-in-the-archives, accessed 4 Feb 2025.

[14] Shawn Hoo, “Theatre review: Artist Sim Chi Yin’s miraculous counter-archive is brought to life”, The Straits Times, 1 Sept 2024, https://www.straitstimes.com/life/arts/theatre-review-artist-sim-chi-yin-s-miraculous-counter-archive-is-brought-to-life , accessed 4 Feb 2025.

[15] Sim Chi Yin, One Day We’ll Understand, script for theatre performance, 2024.

文｜沈绮颖

翻译｜段秋辰

沈绮颖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艺术家，其研究型创作结合艺术介入与档案干预，致力于质疑并复杂化历史叙事与殖民话语。她的创作横跨摄影、影像、装置、表演与图书出版等媒介。她曾于2022至2023年间担任惠特尼美术馆独立研究项目的驻馆艺术家，并拥有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博士学位。现生活、工作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