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展场的墙壁如此洁白，可我宁愿相信凯绥. 珂勒惠支（1867-1945）是站在一片废墟中发出爱的呼唤，悲伤且炽热。她的小型版画上强烈的黑白对比、下层人的粗犷生活和逼人的死亡压迫感仍旧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虽然，目前的艺术圈弥漫的是“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作为2 0世纪前半叶德国左派艺术家里的代表人物之一，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来自另一位中国左派名人鲁迅在2 0世纪3 0年代的推介，《织工反抗》、《起义》这样的作品给当时的左翼青年艺术家们的革命创作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珂勒惠支始终是从一位母亲、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角度来创作，这让她的作品具有那种超越具体时代语境的感染力。在她身后的多数左派艺术家的困境在于他们坚持的艺术风格在获得权力的支持以后就演化成为一种新的金科玉律，而最有活力的个人创造、独立批判的意识却日益的稀薄直至被湮灭。

扭曲的形体和痛苦的面庞并非现代绘画中的稀有元素，但珂勒惠支令人感动的是她持续注入其中的让人震颤的抒情力量。她把激烈的政治性、社会性议题转化成个人形体和情绪的冲突并行于绘画之中，让具体的人成为社会冲突的“感应体”，但又不把他/她降低为“道具”或“工具”。所以，19 7 9年北京有过的一次大型“ 珂勒惠支作品展”，对正试图从程式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体系挣脱出来的艺术家来说，带给他们的是个人意识的独立表达和表现主义艺术风格的视觉冲击。

而此次展览的题目“珂勒惠支和中国当代艺术”想要暗示的就是这层历史渊源——与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同展出的还有谭平、曾梵志等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在早期或多或少都学习过珂勒惠支突出脸部、手部造型的粗砺的线条。不过也就在那时，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信息开始一股脑地涌进中国，珂勒惠支的影响很快就让位于更新潮的艺术风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也同样反映在谭平、曾梵志等艺术家们日后的创作中。所以，展览假借这些艺术家搭建出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珂勒惠支之间的对话关系会显得有些勉强，但却令人唏嘘。

珂勒惠支在中国的境遇变迁却能着实地呈现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一个症结：对直露情感的排斥。这一症结一面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克制文化、理性主义和男权意识形态的宏大背景——只有妇女、小孩、青年以及缺少教育的工人们，这些被排斥在“成人世界”之外的群体更愿意表露情感，而他们恰好是珂勒惠支所描绘的主要人群；它另一面也和现代艺术的智性哲思的走向有关，其内部遵循的“风格等级制”在低估描述性与抒情性的绘画作品的同时，也时常地将艺术的情感维度一并剔除，有意无意地抬升公众进入艺术世界的门槛。      周文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