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博物馆必须是展示国家瑰宝的圣殿，”1792年，当时的法国内政部长让-马利·罗兰在给启蒙时期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信中写道，“法兰西必须在世人面前千秋百代地延续其辉煌。”该信是与画家讨论当时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事宜，也即今天更广为人知的卢浮宫。

即便是逾两百年后的今日，一座国家性博物馆的建设依然充满了象征色彩。就像当年富有革命性的卢浮宫对法国的重大意义一样，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肩负着向世人展示富饶而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职责。这样宏伟的展示，始于一个由多柱体构成的、富有新古典主义色彩的入口空间，建筑师将之称为“大讲坛”。

国博的改建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依照最高标准执行。规划者与建筑师合作，确定最终落成的地面面积会刚刚超越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如此一来，国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三月份重新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老建筑（汉堡建筑师事务所GMP称之为“现存的信封”）与一个“新内核”结构的合体。

原有的建筑群是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是1959年著名的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中央大厅是为了专门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丰功伟绩。

可以说，旧建筑原本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筑的一个鲜明代表，在改建过程中，政府反对对旧建筑的基本外观做出重大调整。据GMP透露，“经过与客户长期的商讨，我们修改了设计方案，以求新结构能与旧结构在外观上保持和谐一致，与此同时，又要保证新旧能很容易区分出来。”这也是中国现状的一种恰如其分的写照：一方面努力维系着与往昔的纽带，也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目前领导人理论的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积极迎来标示着“进步”的物质巨变。

旧建筑群可以说是人民大会堂的一个“空心”版本，与大会堂隔着天安门广场遥相呼应——因为1959年的资金短缺，只能做到在外观上与大会堂保持同等规格。而博物馆的“新内核”可以说是将原本分散的建筑群组合成一个实心、巩固的结构。新国博不再是象征性地标志宏大，它如今代表着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与广场对面象征着政治力量的人民大会堂平分秋色。

新国博重新开放后的第一个国际展览是“启蒙的艺术”，是国博与几家分别在柏林、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的世界级大型博物馆际合作。撇开那些冠冕堂皇的关于跨文化交流的说辞不谈，这一次，德国人确实费心费力地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梳理了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艺术，涉及多个主题，其中包括科学的进步，对古典的重新挖掘与浪漫化，启蒙艺术家对人性中黑暗、非理性方面的观照等。

如果说新国博的外观传达了统一感，那么其内部空间给人的感觉则是分割的。虽然地图有效地向游人标示了过道和电梯的位置，可是里面穿制服的安保人员却看守着主楼梯，指示游人只能通过一个狭窄的电梯上楼。往下望去人们会发现一个庞大的地下区域——地图中标示出剧院、演播室及其他设施——但是工作人员却不无歉意地表示这片区域目前还不向公众开放。

自2008年起，中国大部分历史博物馆均对公众免费开放，国博也不例外，尽管其改建费用是25亿元的天文数字。来自德国的启蒙展却要收取30元的入场费，其用意显然是区分参观人群。参观国博其他展览的人多种多样，年轻的情侣、教授、退休人员、农村来的游客等，而参观启蒙展的却大多是看似能通读英文的上层人士。

启蒙展中光线微弱、空间疏朗，与国博上层展厅中为瞥一眼商代青铜鼎或者唐代佛像而挤得满满的人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观国博的大部分游客似乎更有兴趣近距离地回顾中国古老而辉煌的历史，而根本不关心伏尔泰为何许人。

在《艺术报》中，记者、评论家András Szántó对国博进行了一番以启蒙展为重点的调研，他在文章结尾留下了一个疑问：“在彻底拥抱了不加限制的物质主义文化后，中国公民们是否会重新发现一些难以触摸的价值与意义之源呢？”如果考虑到博物馆的内容本身，更准确的提问则可能是，这种重新发现将会采取何种方式？是以关注个体自由的方式——如康德所说的，“让公众能在一切事务中发挥个人理性作用”，还是采取拿破仑式的、集体狂欢庆祝国家荣耀的方式呢？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研究中国博物馆问题专家Kirk Denton提出，国博的改建也许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化中的一种重大转向。他指出，古代珍宝与现当代历史内容同时展现，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种转向的语境，是近几十年间中国年轻人对旧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偏离，以及一种新民族主义的兴起。Denton不禁猜测：“帝国的昔日辉煌，是否会给一种新的帝国崇拜提供了历史基础呢？”

在启蒙展中的描述中，法国似乎一下子从旧制度飞跃到了帝国时代，一幅附有注释的拿破仑肖像下面标明：他“将革命中两股矛盾的力量拧成一团：资产阶级的进步与帝国的力量。”中国国家博物馆似乎还未能将这种矛盾完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