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丰年祭

傩戏表演

可以想象碧山的欢乐时光。2011年8月26日晚,碧山村白日的热情涌向黟县县城电影院—几乎每个中小城市都曾有过这样的电影院,但碧山电影院神奇地保持了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场。两个出口极其郑重地写上“太平门”,进口两扇棕色木框子的门,左边单号,右边双号。进口中间的白墙上是黄山风光,上书“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灯光打得整个礼堂泛出黄绿色,里面坐满聊天嗑瓜子的男女老少。这场事先宣传了挺久的丰年祭晚会已经变成乡里新近必赶的一个热闹,我身边的女人带着自己的小儿子,跟儿子嘟囔着,“早知道又不用收票了,应该带你奶奶来的”。她叫杨雪梅。

这天演出的节目是“好戏连台”,碧山猪栏客栈老板娘寒玉客串主持,节目包括傩戏、目连戏、黄梅戏等,好几个演员是县里从祁门和婺源请来的,也有安徽省的二级演员。电影院里的音响不好,但其实大多数人也不为着节目来,只有老人家像是坐在自家床上,抚着脚心,脸上表情跟着台上演员忽喜忽悲。雪梅说,县里好久没这么热闹,电影院虽然做了次装修,把木把儿的椅子全部换成了带海绵的,平时也就搁着,偶尔给小孩放点儿动画片。最近的一次大热闹,是建党节时这里做唱红歌汇报表演。

碧山离安徽的著名景点黄山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同为徽文化的发源地,黟县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两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碧山和所有其他在当地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如关麓、南屏、陶村则往往被旅游者忽略。而那些刻意避开西递、宏村,想寻找乡土的人们,一遇到各村口祠堂明码标价的门票,也同样无可奈何地陷入一种被格式化了的“旅游语境”。乡关何处?

安徽旌德人左靖很早就开始“乡愁”,以致他买下了关麓村的一处宅邸。他的好友,同样有着强烈乡土情结的欧宁,可能是自广州三元里城中村的调研开始,就有意识地将寻找亚洲城市发展的根源性答案的可能性放在了乡村。他对中国乡土目前单一的“蜻蜓点水,到此一游”的旅游开发模式十分反感,因为“比起村庄的自然凋敝”,仅仅只让更多游客“观看毫无生气的样本”更加令人痛心。

欧宁和左靖先后在各自的领域展开乡建的讨论。2009年,欧宁出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策展人,虽然展览中仍然看得出过去几届大声展中持续的个人主义,但乡村主义和历史明显成为他新的核心策展思路。欧宁花费大量篇幅,在展览叙事中感性地回顾自己广东西部的渔农小镇遂溪老家和眼看着从一个渔村变特区的客居城市深圳。2001年,左靖和茅小浪在皖南泾县的查济村策划了名为“重塑社会:2001年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除一些常规的艺术作品的展示外,他们还在村里最老的元代祠堂教小孩读经颂诗,在溪水中拾捡垃圾。但当时,左靖并无明确的乡村建设的概念。2010年,左靖和张献民发起“艺术空间独立放映联盟”计划,也是借助了自己在当代艺术系统的资源,相当于“当代艺术向独立电影输血”。所以,碧山计划在早期的实践过程中“多少还是跟艺术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丰年祭仪式用的“出地方”是来自黟县民间一种特有的扬善惩恶、祈保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后面的丰收图腾由艺术家梁绍基设计制作。

2010年,当欧宁也在碧山村置下自己的房子,当留下成为可能之时,他的乡愁喷涌而出,遂在一本笔记本上完成了碧山计划初步理论架构,头一句话就写道:“如何在今天创造一个乌托邦?”他计划以黟县碧山村为长期基地,创建联合知识分子共同生活的“碧山共同体计划”(简称碧山计划),实施文化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寻找和激发乡村生机,“再造农业故乡”。

乡村建设在中国自有系统。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崛起之前,中国广大乡村仍然一片宁静,并未觉察到现代化即将引发的乡村危机。从上世纪的晏阳初和梁启超,再到温铁军一系的邱建生和何慧丽,无论持哪种乡建思想和方法,“启民智”始终是各种乡建运动的基础。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实验开始,就兴办教育,发行《农民报》。但艺术将如何发生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成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动员,并将其执行到乡村。但要论及刚刚在一线城市都才兴旺起来不久的中国当代艺术,乡村会接受吗?

碧山丰年祭的最后一天,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受邀在碧山计划的“现实之谜:当代农村纪录片放映”单元中做现场放映。那天是丰年祭的第三天,碧山计划的重头戏已经走完,专门为开幕赶修的汪氏宗祠中只剩下被绳子围着的几排空方凳,院子里兀自摆着艺术家梁绍基和杨雪梅的公公姚师傅用草垛制作的丰年图腾。旁边的两个粮站作为主体展览场所,建筑本身不像祠堂那么讲究,建筑师唐克扬进行展场设计后,着实把这个骨子里仍然散发798白盒子口味的展览的气质往朴实回归上推了一把。几个零星的村民和个把外地人在展场中溜达。70多岁的汪大爷说,这里前些年都快丢荒了,却曾是他儿时的乐土。可以想象,汪氏宗祠和黟县电影院,曾在某段时间作为村民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但现在,这个在中国并不算是贫穷的乡村,却显然缺少公共空间和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

吴文光的放映场所秀里影视村则是另一种性质。这个占地100余亩,由近60幢濒临倒塌,又无力修复的徽派民居、祠堂异地修复后形成的包括徽州旧街道、水口和民居的大型乡村聚落是电影导演张艺谋的制片人张震燕和电影造景师胡中权从2008年开始合作至今的“造景重生”作品,活脱脱一幅徽州乡村风景。平时也作为一个收门票的旅游景点。进得其中,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和木刻艺术家刘庆元都不禁一阵阵感叹“恍惚”。

那天下午,受邀媒体和艺术家基本都已离开,剩下“可能是这个活动中人数最少的10个外地人”陪吴文光度过。从草场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计划”和“民间记忆计划”产生的20多部纪录片中,吴文光最终选择的是北京60多岁的农村妇女邵玉珍拍摄的《我的村子2007》和山东“85后”、出生于农村、北京艺术院校毕业的年轻女性邹雪平拍摄的《饥饿的村子》。前者拍的是村里的日常生活,后者则是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的饥饿回忆。吴文光回忆起这两部片子在拍摄者村子放映的情景:“邵玉珍说,她的村子观看后,觉得挺好。”邹雪平的片子,先是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反对,“担心她采访村里五十年前的‘饥饿历史’很危险,会犯错误”。后来片子也放给被拍摄到的村里的老人、还有村子里的小孩看,“有的老人看完片子后,担心这个片子去国外放映会被人耻笑中国,而一位叫西陵的老人站出来劝说大家支持邹雪平。”

对吴文光而言,“习惯地从乡村现实中寻找自己艺术材料”曾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从1998年他拍摄《江湖》时就是如此。但“为了艺术而找村子”令他触碰到了纪录片拍摄的天花板,他问自己:“如果拍摄者最终总要扬长而去,依据自己的意愿任意剪辑、创作,那么打着‘真实’旗号的纪录,是否也是一种对他人的剥削、使用?”2005年,借着“村民影像计划”,他从前习惯的“艺术行为”反省终于有了具体行为,五年后开始的另一个计划“民间记忆计划”是前一个计划的延续和拓展,将更多的参与者卷入其中,他自己也回到云南下乡时的村子,采访拍摄老人的饥荒讲述。“由此一个乡村的历史记忆被记录,成为可能的档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纪录片和一些剧场作品,可能也是记忆这种精神财富导致的一种关注与建设乡村的反射”。他说。

“ 银幕乡愁,早期农 村电影放映”单元 在一号粮站外进行, 吸引了不少村民。

在这个意义上,欧宁和左靖在碧山计划中绕不开的问题跟吴文光一样。虽然碧山计划从一场传统的丰年祭祀展开,为了让丰年祭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左靖在传统考据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丰年祭仪式用的“出地方”即来自黟县民间一种特有的扬善惩恶、祈保平安的民间信仰活动。但整个包括主题展览、黟县百工、庙会之旅、学术讨论会、露天电影、返乡青年音乐会等环节仍然是一种城市知识分子的趣味,外带浓重的艺术展览模式。这也会令人质疑碧山计划到底是一个艺术项目,或是一个乡建项目?但如果是乡建项目,它的主体究竟是谁?碧山计划之前,欧宁曾前往泰国清迈考察“土地项目”(见本刊2011年4月号《重返“土地”》),并多次前往台湾,也与内地的乡建团体和个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回丰年祭,包括台湾钟永丰、徐兰香、吴音宁、谢英俊、王墨林以及大陆的何慧丽、吕新雨、梁鸿、胡项城等悉数到场参加三场包括“乡土中国”学术讨论会,内容涉及三农问题、当代乡村建设到区域文化历史保护,学术阵容可谓强大。目前在开封市做挂职市长助理的何慧丽更带着河南当地的5位村干部和1位市里干部来碧山取经,并私下组织不同艺术家、学者和知识分子跟干部聊天,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宁曾在《天南》杂志创刊号中的《乡村乌托邦:清迈的艺术实验》一文中写道:“‘土地计划’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一个封闭和隔绝的‘乌托邦’,它的行动主体是艺术家和艺术学生,与周围的社区处于‘弱联络’的状态。”他将其定义成“一场在一块飞地上的当代艺术系统内的实践”。欧宁非常警惕碧山计划变成当地政府推销旅游的堂会,但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又必须充分了解现阶段农村没有丰富产业模式可供其发展的急切。左靖也说,碧山计划与政府的合作“还算不错”,但在“基层村一级,我们彼此沟通得还不够”。这也令目前的碧山计划同样呈现出“弱联络”的特征。为了令计划保持独立立场,欧宁特别强调它运作的非营利性质,碧山计划前期的资金筹措不易,现在大多来源于欧宁和左靖熟悉的艺术系统。左靖明确表示,他们理想中的碧山计划,“并不是一个艺术项目,而是一个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再生、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实验项目。”但学者吕新雨则表示,“如果不涉及生产方式,与当地社区勾连,并建立长期培训的机制和工作方法”,碧山计划也难免成为“当代艺术的飞地”。

当然,现在就试图去描摹和定义碧山计划的形状并非我们的本意,计划才刚刚开始,尚需时间完善和考察。我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来关注其发展,显然是因为两位发起人长期在当代艺术领域内工作,中国当代艺术系统越来越与国际趋同,却仍然面临无数复杂的问题需要解答,乡村建设理应重新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新”领域。而碧山计划,至少已经摆明了一种试图在自己的土壤上突破常规,做出创建性的实践的勇气和行动态度。

吴文光在草场地的民间记忆计划开始之后,改写了两句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中的句子:“从现在起/做个挖矿的人/愚公移山/秋去冬来。”我们也以此句与碧山计划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