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入冬:2011拍卖市场回顾

张晓刚《生生息息之爱》(三联作)在香港苏富比2011 春拍“尤伦斯”专场中, 以7906 万港元创造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最高纪录

遵循拍卖场一年春秋两次大拍的规律,2011年中国艺术市场的秋季大拍在第四季度相继进行,密集的日程跨越了气候上的秋冬两个季节。而更有象征意义的却是,随着大拍日程的进展,中国艺术市场似乎已提前入冬:如果说艺术市场的繁荣周期好比春夏秋冬四季更替,那么,2009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繁荣周期,到2011年春拍可谓恰逢盛夏,拍卖总额、成交率、平均成交价等各项指标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峰;而到了秋拍,不仅跨越了由盛转衰的秋季,更是到了整个周期的终点—冬季。

香港苏富比透露秋凉

2011年的第四季度,从10月初香港苏富比率先举槌开始,秋拍的日程在11月起进入高潮:11月中旬是中国嘉德为首的北京第一轮秋拍,11月下旬是香港佳士得为首的香港第二轮秋拍,12月初则是北京保利、北京匡时为主的北京第二轮秋拍。其后,秋拍转战上海,到月底于杭州西泠秋拍煞尾。伴随着这个过程,艺术市场经历了一轮强劲的调整行情。有趣的是,这次调整在整个第四季度中愈演愈烈,到最后,实际上宣告了一个艺术市场繁荣周期的终结。如果将整个过程比作季节转换,那么,香港苏富比秋拍,不妨看作为盛夏过后秋天的凉意;而北京第一轮秋拍,则经历了深秋寒潮的侵袭;之后,尽管在香港第二轮秋拍、北京第二轮秋拍中各大拍卖公司为抗拒寒潮都各施绝招,但风霜冰雪相逼之下,艺术市场已经进入冬季。

作为季节转换过程中的第一丝凉意,香港苏富比秋拍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感觉。拍卖会的统计数据并不是很难看,总体成绩虽不如春拍,却也没有过大的落差:中国书画、瓷器工艺品与现当代艺术三大领域的拍卖业绩各有参差:中国书画取得了又一个拍卖总成交的新高;瓷器工艺品中,“玫茵堂”珍藏专场(二)相比春拍的专场(一),成交率、成交总额都有所提升;只是当代艺术部分,特别是著名的“尤伦斯”珍藏专场(二),相比春拍的专场(一),却有巨大的落差,引发市场关注。相形之下,许多行业专家更多地注意到拍卖现场人气的变化,感觉市场行情的调整已经来临。

中国嘉德撞上寒潮

到了11月中旬中国嘉德举槌秋拍,调整行情已经在上述的三大领域全面发作。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是中国嘉德秋拍中的第一个夜场拍卖,用国花牡丹中的名贵品种“姚黄魏紫”命名的黄花梨、紫檀家具专场,接近三分之一的成交率引起强烈的震撼,足以说明瓷器工艺品领域行情逆转的力度;油画雕塑领域,中国嘉德亮出了“老油画”、“写实主义”和“当代艺术”加“雕塑专场”这样3+1的强大阵容,但拍卖结果却差强人意,许多重要拍品最后遭遇流拍;中国嘉德最强势的中国书画领域,古代书画部分虽然王翚的《唐人诗意图》卷破亿元成交,但仍有较大比率的拍品流拍;占据总成交额近半的近现代书画也锋头丕变:一向作为风向标、领头羊的齐白石张大千,许多精品也遭遇流拍。

清代乾隆粉彩镂空瓷瓶,2010年11月在伦敦以5.5亿元人民币天价成交,却因中国买家拒付货款而引发各大拍卖行相继推出高额保证金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过2010年秋拍与2011年春拍连续两个黄花梨家具专场后,“姚黄魏紫”专场的大幅流拍绝非偶然。前述的两个专场,使黄花梨古董家具的身价扶摇直上,乃至黄花梨原木、黄花梨家具配件的身价,都在看嘉德的拍卖结果。而在瓷器杂件领域,即便是最尖端的收藏品明清官窑御瓷,早在2011年春拍就已经发出了调整信号。当时,被香港苏富比称为“世纪拍卖”的“玫茵堂”珍藏专场,许多高价拍品遭遇流拍,引发市场震动。其实,这一轮行情中高端的瓷器工艺品一直是香港拍卖市场的领头羊。然而,从2010年11月伦敦郊区一家小拍卖行拍出人民币5.5亿元的乾隆粉彩瓶却长期收不到货款后,迫使香港苏富比在“玫茵堂”专场开拍前实施800万港元的高额保证金,引发了其高价拍品的流拍。如众所瞩目的乾隆御制珐琅彩胆瓶只能在拍卖会后私下成交。尽管如此,中国各大拍卖行竞相仿效,到去年秋拍都采用了相似的高额保证金制度。这表明,长期困扰中国艺术市场的一个老问题—大买家拖欠货款,确实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隐患。

保利匡时秋拍巧遇初雪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2月初北京第二轮秋拍时巧遇北京初雪。如果说,嘉德遭遇寒流是不期而至,保利匡时则是有备而来,他们的对策是调整价格。笔者在拍前采访保利赵旭、匡时董国强时获悉,他们都根据嘉德等北京第一轮秋拍的结果,联络委托人对拍卖底价作了调整。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拍卖成交率相比北京的第一轮秋拍结果会大幅回升。尽管如此,拍卖结果也表明,价格调整的作用既有效,也有限。对于高价拍品而言,调整的矛头首当其冲,其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调整到位而引发市场人士的兴趣,拍卖结果反而是高价迭出;对于中低价的作品,一方面调价之后价格更合理,适应了市场理性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平庸的拍品即使调价也照样流拍。正如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拍后向笔者表示的,价格战的结果证明,艺术品拍卖要作方向性的调整而非价格上的技术性调整。风霜冰雪两相逼,艺术市场已经提前入冬。

如何理解这种调整?许多人引用统计数据,也有人像中国嘉德创办人陈东升那样,用40%的数字来预测今年春拍规模的下滑幅度。在中国嘉德预展现场笔者曾邂逅“微服私访”的香港苏富比CEO程寿康,他提示了一种重要的观察方法:如果不计“玫茵堂”、“尤伦斯”和“梅云堂”等私人收藏专场,去年香港苏富比的拍卖还剩下什么?确实,类似的私人收藏专场是这一轮繁荣周期中突出的现象:2009年行情的引爆,就源于“尤伦斯”收藏专场,从春拍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创古代书画新高,到秋拍吴彬《十八应真图》、曾巩《局事帖》把中国艺术市场带入“亿元时代”(见2010年6月号《艺术界》),是这些高端收藏的罕见珍品,亦即市场人士所谓“新面孔”(或者“生面孔”),配合了当时大批资金入场的市场需求,打开了艺术市场价格上升的空间。这体现了拍卖的本义:新面孔或生面孔的价值发现。不过,在中国拍卖有其特殊性,许多人将其作为定价系统,作为一门生意,作为快速上涨中投机获利的筹码,使拍场充斥着老面孔。这次调整就是一种回归,不仅是价格的回归,也是方向的回归,回归拍卖的本义。

曾梵志的《豹》在佳士得春拍的“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上为北京藏家赵志军以3600万港元购得,显示了国内企业界藏家对这位明星艺术家的支持。

当代艺术的市场困境

有趣的是,2011年当代艺术领域的“尤伦斯”专场,春拍的第一场105件拍品总成交额逾4.27亿港元,12件拍品成交额逾千万港元;而秋拍的第二场全场总成交额仅1.32亿港元,成交额超过千万港元的仅两件。如此巨大的价格反差,实际上暴露了中国当代艺术多年来拍卖价格扶摇直上,其背后却掩盖着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拍卖场上构成主力阵容的当代艺术作品,带有明显的市场流行病:如在艺术样式上局限于架上绘画;在题材、图式上偏重于意识形态色彩,表现为西方艺术圈流行的“中国符号”;在观念和方法上则明显地模仿西方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市场近年来在快速飙升的同时,经历了艺术家明星化、重要作品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明星化时期,当时的代表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所谓“四大天王”;其后又经历了经典化时期,买家超越了看“名头”的水平,开始关注作品本身。2011春拍尤伦斯专场拍卖结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经典化的特点:尤其强调作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仅仅关注其审美艺术价值,更不限于艺术家的名头。

更进一步看,“尤伦斯”专场的拍卖结果也反映了当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所面临的困境:首先,当代艺术30年发展历史上脱颖而出的名家,虽然在特定时期曾取得各自的成就,但后劲不足,因此他们的天价纪录难以为继;其次,近20年当代艺术的主流如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尚未成为拍卖场中的常客,艺术市场还面临多种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艺术本身正处在十字路口,在艺术创作多元发展氛围初露端倪的当下,其未来发展方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