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咸街位于香港中环，典型的香港街道—狭窄、陡坡、弯道、繁华。向上相连的荷李活道更加蜿蜒绵长，是世界各地古董收藏迷的必游胜地；往山下与毕打街交界，矗立于此的毕打行，入驻了全球知名的当代艺术画廊Gagosian和Lehmann Maupin,以及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推手张颂仁的汉雅轩。这段连接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交易区的路径，在半个世纪前，曾是转换经济与文化资源、沟通冷战两个阵营的隐秘小道。

由于新中国需要庞大的建设资金，文化艺术品成为了换外汇的首选，艺术品的教育功能自然退居其后。1958年在云咸街成立的国资机构“集古斋”，几乎集中全国所有等待外销的古玩、书画作品、工艺品。香港作为赚取外汇和中转物资的窗口，在经历1967年香港工人暴动、内地“文革”的暴风骤雨后，对于大陆来说，其地位和城市功能定位也未能改变。

位于海峡另一端的“自由世界”，仍保持着沟通内地的巨大渴望。台湾在美国压力下被迫遵守国际的版权协定，但为了继续扩大大陆内部发行刊物在台湾的市场，同时避免“通匪”，只能借助香港这个“第三地区”联络授权发行事宜：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先生于1976年成立的问学社，曾协助台湾清华大学和故宫采购大陆图书，向警备总司令部申请“匪书进口”，也曾通过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领事太太（台湾人）帮忙带书，亦曾邮递给台湾前“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代为转出……依靠多种特殊渠道做书刊中转。

冷战铁幕的阻隔造成了文化资源流动的需求和中转地的经济繁荣。被殖民的政治环境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使得在港的华人担当了文化资源转换的角色。而通过文化艺术品市场流通状况的变化，也可以隐约感到更大政治文化格局变动的征兆。

1987年，英国将铁路局员工的退休金投到艺术品躲过股灾并获得成倍回报的消息传至香港，引起人们对书画的高度关注。此间，内地书画市场远未起步，台湾的财富却在岛内“钱淹脚”。由许礼平先生创办的、刊登大陆名家书画作品的《名家翰墨》，通过在台湾的大规模宣传推广，杂志第一期就再版两万本。接下来又逢90年代初拍卖行在香港兴旺，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行拍场上都设有摊位卖《名家翰墨》。

与此同时，香港汉雅轩举办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从1993年开始展开了长达9年的全球巡展。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香港成为亚洲的拍卖中心并极大地催化了内地艺术市场的飞速发展，进而带动了香港本地当代艺术品市场的形成。

在冷战后期从中国大陆及台湾、东南亚诸国破土而出的当代艺术，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里，正被描述为远东各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这些最初为争取表达自由而生长成形的当代艺术，如今却更多依靠对西方当代艺术评价标准的想象，联系着外部世界和内部环境；而当它们的思考物化为作品时，人们更多地只能从香港拍场和来往物流的记录里，找到它们和社会现实的关联。

这时候的香港，不但有着便利的交易和物流环境，而且身份意识已然觉醒，主体文化正在萌芽，它的历史作用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它在所谓“国际”和“本地”资源此消彼长的竞争中，承受着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巨大社会压力。

如果将“当代”理解为“当下”，摒弃传统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在风格上的差别，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去认知，会发现关于视觉力量的叙述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如此深入、复杂的关系。艺术品原本就是将经济要素、地缘政治、社会关系、历史意识等文化资源进行互相转化的媒介，还同时具有批判这些文化资源构成关系的特性。

每个时代“当下的艺术”是供人往复行走的道路。穿过它,观察香港社会文化现实的方方面面，我们既可以透视香港社会问题背后的诸多关联，又可以感受“当下的艺术”正被塑造成了怎么样的形态。

文章题目取自“无间道”，既是著名香港电影的名字，也暗含“无间道”本义—佛经里“Avîci”的新译，是佛经故事中八大地狱中最苦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