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能带给我们什么?维多利亚港岸边的香港艺术馆里,“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展为这座城市呈现了四百多件来自匹兹堡安迪·沃霍尔美术馆的藏品。比邻的街道上,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正陶醉在这个免税港制造的商品漩涡中,计算着各自信用卡的余额。这个教育性颇强的大型巡回展试图用沃霍尔的“未来,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十五分钟”的格言打动那些忙于用快感消费快感的人群,但不知有谁会在意某面展墙上那句“我是个深深地肤浅的人”的含义。

然而,这些商品与艺术的关系的陈词滥调早已被我们本土艺术界消费过很多次。沃霍尔这样一个被不同地域的历史塑造过的形象,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中的出现刚好遭遇了“85新潮”及其伴随的价值观的兴起。1985年,劳申伯格在北京和拉萨举办展览,这次事件和之前的沃霍尔来访加在一起,将波普这个概念摆在中国的艺术创作者面前。如果说,对劳申伯格创作的接受恰恰呼应了“八十年代”人们反抗秩序和崇尚自由表达的诉求;而突然遭遇到沃霍尔这种创作形式则引发了相当的不适感和茫然。这种普遍的情绪和焦虑感,直到理想破灭后的1990年代,商品经济忽然开始繁荣,才找到了宣泄的通道。

但正如当时一些冷静的实践者所言,人们过多地关注波普艺术所衍生的解构功能和文化意义,而往往忽略了它的艺术基础,并由此引发严重的误读。同时,不同艺术家在波普艺术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也并没有得到我们的重视,尽管波普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历史身体上留下过太重的痕迹,也产生过很多在盲目地拥抱和真诚地信仰之间的工作。中国的这段波普历史并没有和沃霍尔的艺术发生过真正的关联—因此,“十五分钟的永恒”这个也将巡回到北京的展览中无论展示了什么样的熟悉或陌生的作品,无论是沃霍尔50年代创作的精彩的原子笔插画,还是1970年代的宝丽来照片,无论是“通缉犯”系列,还是与涂鸦艺术家巴斯奎特合作的作品,我们对于这个工作狂、开拓者、拥有自拍癖和敏锐感知的艺术家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一不足,比起他的创作本身,更值得我们检验和思考。

在展场的某个角落,一个布满玻璃的狭长小屋里呈现了沃霍尔的“时间囊”系列,橱窗柜中展出的是他在旅行中使用和收集过的日常物品。用陈列的方式记录历史,沃霍尔对陈列物的选择不仅是随意而且不具规则性的,通过这种方式,他让杜尚找到了继承人,让艺术家的意志更加强大地凸显,这不但更加深刻,也保护了作品免于陷入历史批判的工具化境地:这种境地,恰恰是波普艺术在中国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