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寻找廖国核，好奇心来自其简历—1977年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留美学习机械绘图专业，现居湖南。20世纪大约2万华人在二战期间逃往加尔各答，1962年的中印战争后，数量锐减到不足7000人（多为粤籍）。在如此小的人口基数里，要诞生一个最终回到中国大陆二线城市、并坚持当代艺术创作的华人—几乎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可能性。

每当我看到这份精心设计的简历，就像翻开了一篇荒诞小说……

2009年，廖国核以一个极有误导性的展览标题亮相—“吴山专王兴伟廖国核卖创造展”，并留下了大量带有“坏画”特征的图像符号：衣服上的补丁、蓬乱的头发、粗大的汗毛、文字涂鸦以及不协调的色调……有人将这种对旧有绘画形式的背叛，评论为“把绘画逼到了角落。”

异样的图像带来视觉刺激，“叛逆”的行径激活僵化的展览体制—这份渴望在过去几十年的艺术实践里，被转化为创作和策展的策略而大受欢迎—即使动机看似无可指责，但其对艺术世界造成的实际影响，却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那么，是什么信念让艺术家们如此执着呢？

来到此次展览的现场，“底层打工工人”、“低品位”、“简单、通俗”……这些关键词的诠释，就像拔不掉电源的语音导览，一直在人的脑中念叨；而我更多地看到：艺术家继续在画面中写入大量文字，1/3的作品都留下“正义”二字：一只公鸡口吐“正义”；一群候鸟排成“正义”字形飞翔；男人侧脸印着“正”，对面女人伸出舌头，舌尖上立着“义”……画布中弥漫着讽刺、暴戾、荒诞的意味，总之，有一股粗俗的气息。

尽管如此，廖国核的绘画也不只是有“坏画”的特质。艺术家不但对整体色调的协调能力突出，还很擅长用简练的线条生动捕捉人物神态，不管是喷漆、平涂，还是在工业帆布上画出粗粝的笔触，都有着让人愉悦的视觉节奏。同时，他精心设计画面中的人物动作关系，那些平凡而诙谐的场景，让人感受到其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大胆联想。这种创作习惯，与国画小品里强调体味、把玩“人—社会生活—自然”三者关系的审美角度，是一致的。

然而，似乎这并不是艺术家和画廊希望我们看到的。“在工业帆布上的新尝试……”“关于‘真理’的系列……”在当代艺术相对制式化的那些美学标准下，仅仅标榜反抗的姿态，反抗本身就容易成为概括艺术家创作的标签。

所求之新、所求之异，如果沿着自己熟悉的知识套路即可清晰辨认，这种带来突破的差异，其实只是在使我们的认知更加保守。仅仅靠概念词汇，而不是细腻的观察来思考，意识活动就很难向所遭遇到的现实敞开大门。廖国核画面中原本透着那种对生活的朴实咀嚼，也只可能停留在趣味的层面。

我始终没能遇到横空出世的廖国核。任何感观带来的效果，即使它石破天惊，即使它意味深长，也是由于遵循了游戏规则才产生的，因为我们自身就浸没在体制之中；我又或许多次与廖国核擦肩而过—他已经与活在社会齿轮上的人们一样，难以分辨了。

或许真会有一部描写印度华人留美归来、在内地县城奋斗成为当代艺术家的荒诞小说—但我读到了开头，却猜不透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