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设立的“Hugo Boss艺术大奖”自第三届开始，只在古根海姆美术馆苏活分馆展出获奖艺术家的作品，而非像前两届那样举办提名艺术家的群展。首届“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似乎谨慎地借鉴了这一品牌营销的成功经验，试图重蹈覆辙：在宣布大奖花落谁家之前，角逐这一奖项的7位（组）35岁以下的提名艺术家，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六层楼的空间内举办了一场展览。展览没有明确策展概念的统筹，权力得到了下放，艺术家之间对空间的博弈构成了松散的展览逻辑。在不同艺术家分享同一楼层的展厅里，这尤为明显。

二层一进门是条狭长的“走道”，墙壁上布满鸟头艺术小组的作品《欢迎再次来到鸟头世界2013—上海》。这些在上海拍摄的照片数量庞大，观众难以判断其中的审美特质与内在联系，只能走马观花，汲取碎片般的视觉信息。在同层布展的李燎，在狭小的范围内安置了扯烂的毛衣、摔烂的遥控器和争吵的录音，以记述一段往事：他和女朋友的婚事曾遭到女方家长和亲属激烈的反对。此作品名为《艺术是真空》—“真空”中的艺术家与寻求生存安全感的“俗人”关于“什么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这一经典议题的争论，可以立刻激发人们的兴趣。但我们很难把这件在私人场合发生的偶发事件归类为“行为艺术”，更不消说，他对“行为”的再现方法比事件本身更令人着迷。证明争吵发生过的“证据”被公开展示，私密的、不可见的经历转换成为供人缅怀和瞻仰的历史遗物，透出一丝不朽的意味（这种转换在他此次展出的《消费》、《照明》中亦有体现）。只是，李燎的几件作品被鸟头的“走道”隔成两段，想看到他的全部作品，需要穿过鸟头用快门记录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瞬间，这造成了时间感的混乱。

共享空间也能促成“共赢”的局面。黎薇在四层展出了充满危险意味的作品《我很平静》，并在四、五层之间悬挂了一尊精神病患者雕像。关尚智的多件作品陈列在这两件作品之间，似乎对黎薇存在主义式的焦虑进行了社会层面上的探本溯源。然而，不得不说，即便人们常会忽略李杰对顶层的咖啡厅细微的改造，独占一层的空间还是适于展示系统化的艺术语言和工作方式，比如三层展厅中许家维的作品，他将田野考察和电影等手法结合，探讨地理身份认同的议题，熟练的技术给人印象深刻；胡向前亦借此机会在美术馆五层举办了一场小型个人回顾展。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这场展览旨在吸引更多眼球关注新生奖项，艺术家的长期实践才是评委们评判的根本标准。换个说法，关尚智的获奖提醒了我们，能否在展场中“被看见”并非成功的关键—他最初提交的展览方案因文化机构监管的原因无法实现，而其作品也一贯地缺乏视觉表现力。那些64厘米乘以89厘米的乏味白纸（《无题（白色）》），在厨房拍摄的“轻松”视频（《跟阿智一起做……制作往生袋》、《跟关太一起做……制作胡椒喷剂》），以及用六分多钟掐断一条短线的无聊举动（《撕断一段短线》），都乐此不疲地在香港左派知识分子尖锐的政治情绪与苍白的表述语言之间迂回。此举相当保险—“避重就轻”的艺术语言能让作品显得不太甜也不太辣，早已成为许多当红艺术家的制胜法宝；而在具有难言之隐的特殊身份和情境下，不露激愤的示威亦显得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