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光州双年展:烧掉房子

 

乌尔斯•费舍尔,《38 E. 1st St.》,展览现场,2014年
乌尔斯•费舍尔,《38 E. 1st St.》,展览现场,2014年

光州双年展创办于1995年,其国际影响一方面来自双年展作为文化项目对光州惨案的公开关联和纪念,也与历届双年展的艺术总监人选、主题和展览质量有关。十届展览前后跨越20年,头10年正值双年展话语的高峰,艺术对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渗透持续开放;随着独立策展人生存空间的萎缩和双年展的彻底机制化,曾经激进的批评也逐渐固化为政治正确和缺乏活力的制度,其直接的结果是双年展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大型美术馆的常规展览。

本届光州双年展委任的艺术总监杰西卡·摩根正是一位典型的美术馆策展人,她提出的展览主题“烧掉房子”,颇有要在双年展创办的10年之际彻底推倒重来的意思。为了贯彻主题,摩根可谓不遗余力。《烧掉房子》来自美国新浪潮乐队传声头像的同名单曲,法国电子音乐家、DJ Joakim对此经典进行了重新混音,三个不同版本分别在大厅入口、两栋大楼之间的通道和展览出口处播放。据说这些环境音乐风格的混音,是对原曲不同程度的抽象、降解和扭曲,出口处的版本是最写实、最接近原作的。除了听觉指示,任何路过双年展的人都会闻到广场上黑色烟囱中焚烧木材的呛鼻烟味,这是来自斯特林·鲁比的新作,烟囱被置于不同展厅的显眼位置,擅长使用金属的鲁比为展览提供了一件忠实的点题之作。

李咄作品展览现场,2014年
李咄作品展览现场,2014年

进入展厅,燃烧的主题通过展墙的平面设计进一步强化。英国/西班牙设计组合El Ultimo Grito提出用大面积的烟火像素化图案,替代白墙作为绝大多数参展作品的展示背景,这一建议被采纳。这种干扰部分拯救了可能过分规整和保守的展线和展示空间设定,却并非所有作品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摩根以双年展大厅固有的5个空间划分展览,展厅1探索在各种集权化情景的控制和压迫之下,以身体为主要媒介的个体抗争。曾代表韩国馆参与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李咄的三件行为作品的录像在一个黑暗空间中整体展出,她1989年在日本和韩国街头表演《无题》时所穿着的道具—两件令人直接联想到血液、污垢和残肢的“怪物服”也从展厅顶部悬吊下来,为那些早期的、低质量的影像文献提供了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物质样本。南非艺术家简·亚历山大也为本届双年展重新制作了一个大规模的装置组合,无论观众是否对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是凡艾克兄弟的《根特祭坛画》有所了解,亚历山大标志式的兽首人身队伍,总能令人轻易地联想到权力结构及其暴力控制形式。除了相当数量的图片及文献之外,火的物质性及其物质化载体也是摩根进行作品选择的重要标准,其中包括了不少在创作过程中直接运用到“火”这一元素的作品,包括加布里埃尔·奥罗斯科题为《肢体》的一组陶土雕塑,以及伊夫·克莱因在其去世前一年(1961年)创作的“火之绘画”系列等等。

展厅2围绕亚洲现代性中突出的消费主义及其物质形式展开,这一区域为耿建翌采集了大量现成品的综合媒介装置《无用》留出了充分的展示空间,策展人在前言中写道:“耿的作品标示着中国向一个消耗型的消费社会转变,同时令人联想到2006年光州双年展上宋冬的作品《物尽其用》,两者都颂扬了老一辈中国人对待物质的珍视态度。”1939年出生于中国满洲里,领导韩国“民众艺术”运动所派生的“女性艺术研究会”的尹锡男为朝鲜现代舞艺术家崔承喜创作了一件同名作品,这件主要以崔的舞蹈图片拼贴而成的装置回溯了她在韩国乃至亚洲民族舞和现代舞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崔承喜于1946年乔装偷赴平壤与丈夫团聚,1967年被当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肃清,其后一家三口全部下落不明。

林珉旭,《导航者身份》,2014。展览现场,2014年。
林珉旭,《导航者身份》,2014。展览现场,2014年。

展览沿着这种身体触觉和二维绘画平面为代表的物质性通道,进入到展厅3对于家的外部表征—“房屋”的空间想象与重塑。一个个展示不同艺术家作品的小画廊,内置于乌尔斯·费舍尔纽约寓所的等大翻模之中(《38 E. 1st St.》,2014),寓所的内饰和家具全部以墙纸的方式呈现。尽管单个艺术家的作品很容易被埋没在费舍尔色彩鲜艳的内饰背景中—例如张奕满的三件作品就被同时挤进了费舍尔的书房,其中还包括一个行为作品《同传》—观众还是可以像个犯罪分析师一样去窥视和推敲费舍尔的家庭角色和私人状态。这一空间为向展厅4有关当下的探讨提供了过渡,这一“当下”以性、性别及其主体性叙述为核心,重复着英美学派身份政治和女性主义的老生常谈。摩根曾因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策划罗曼·欧达科的个展而一举成名,欧达科的新作自然必不可少,但是《发条钟》更像是《丈量宇宙》的简易翻版,同时也暴露出大部分双年展由于规模过大、资源不足,而在指示性、延续性的行为作品的监督执行和展示维护上欠缺严谨等问题。无论是欧达科的作品还是展厅3中皮埃尔·于热的《诵名者》,由于无法进行基本的英语对话,站在作品入口处的诠释者(表演者)一遇到外籍观众就会不自觉地退缩或直接忽视,而不是按照艺术家所要求的主动相迎和问候。

展览结束于小山坡上布朗森的萨满教小屋,这也是整个双年展仅有的两个外围展馆之一,满屋的草药味为展览营造了一个嬉皮士式的结局。韩国作为亚洲相对发达的民主化国家,通过某个文化事件对其前民主时期的政治历史事件进行持续反思,固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标杆性的姿态,但更多的韩国民众期待看到的却是迫切的此时此地。开幕当晚,广场上聚集的年轻人跳到了林珉旭作品《导航者身份》的集装箱顶上,他们并不知道箱中放置的是朝鲜战争期间被李承晚政府错误屠杀的死难者骨灰。这些年轻人和那些冲着开幕式上的电影明星郑雨盛而来的高中女生一样,已经逐渐失却了与历史及当下政治的真正联系,他们所期待的双年展不过是两年一度的唤神和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