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者：薛雨璇，艺术家，纪录片导演。做创作，擅长影像，也做教育，擅长鼓舞人心。社区艺术学习中。

观察者：刘滢，社会学和城市研究博士候选人。旅居欧洲，成都是田野。干一行恨一行，正在准备一档评论类博客《社会不科学》。

2021年10月5日 

再遇社区艺术

[薛雨璇]

我搬到驻地的社区了，收到成都社会组织爱有戏·艺术与创新实验室的邀请，将要在位于成都三环外的苏坡社区进行为期10个月的艺术驻地计划。这个驻地计划旨在为艺术提供一个与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经济等共同合作的平台。这是我第二次参与社区艺术创作，说实话我还不太了解社区是什么。我的合作者是一位非常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所以刚开始我没有多少心理负担，觉得无非是换个地方做作品——就像大多艺术家对社区艺术的理解一样，重在“艺术”，而不管是个人还是创作可能跟社区都没有深层联系。

社区艺术是新型公共艺术的一个分支。我最早接触到公共艺术对于公共话语权和公民意识表达的重要性是在伦敦留学期间，当时参与过各种有关种族歧视和女性权益问题的讨论和实践行动。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回国的经历对我思想冲击很大。回国后参加过几个驻地艺术项目，总觉隔靴搔痒，我只有非常模糊的问题意识。上个月参加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社区艺术展览则是我回国创作后第一次参与社区艺术项目。我一直想找到一个更合适的途径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社区艺术是一块很好的土壤，但社区艺术实践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我意识到，如果自己的身份不是当地居民，根本无法了解社区情况和居民生活；我也不想当一个凝视的主体，观察与自身生命体验毫无关联的群体生活。今天搬过来后，我成为了苏坡新居民，开始观察我自己。但这个身份转变并没有带给我直接好处和更多启发，没有工作方法和社区工作经验使我很难做点事情。

2021年12月9日 

‘社区’的再回归？

[刘滢]

从来没想过在成都西三环外的地方会有社区艺术驻地项目。两位艺术家带着几个大学生正在粉刷墙壁——他们准备把一个临街的闲置铺面变成一个适合安置艺术的白盒子空间。事实上，各类“社区”项目已经在成都遍地开花，成都的田野经验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下中国城市更新的分析框架，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维度就是“社区”。

2017年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是国内首创；成都大大小小三千多个社区每年都有十几到几十万的“保障金”，用于自身社区的发展和治理。在政府看来，社会转型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体系来应对。“社区”这个词在公共话语领域占据着日益突出的地位，基层社区发展治理也成为推动小尺度城市更新的政策驱动力量。眼前的这个社区项目所在的闲置空间由于产权问题，基层政府将其使用权交给当地社会组织以承接一些文化相关的活动，以期在某种程度上盘活国有资产。看起来是个共赢的场面，每年的财政预算花了，基层政府有政绩，社会组织有项目，艺术家有创作，居民有活动，何乐而不为。但这样看来，所谓的“艺术”已经成为基层社会工程即社区生产和治理的一部分。

这让我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英美国家出现的趋势，即，重新评价社区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从英国新工党提出的“第三种道路”到美国右派的“新社群主义”，“社区”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可以用来解决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碎片化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制衡。所谓“第三种道路”其实是一种折中主义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某种中间道路，将公民重新塑造为有责任感的社区的道德主体。然而，中间道路不过是应对当时社会变迁（全球化趋势、民族国家式微、地域主义崛起，环境问题及政治、个人和文化身份认知碎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变化，等）的一种看似有效的“江湖药丸” (Rose, 2000)，甚至是一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更为保守的重新包装——强调基于社区的道德以塑造引导个体的价值，从而通过社区来治理个体。另一方面，这也是战后财政紧缩的政策延续，缩减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把责任落到更基层更个人的层面。社区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成都，每个社区需要自己“找钱”，发展商业获取利润，即“社区发展”。除了保障金的使用，社区成立自己的平台公司发展产业也越来越常见。

在中国的语境下，“社区”这个词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使用 “社区 “一词，五十年代这个词就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重新出现是在八十年代“社区服务”以及九十年代的“社区建设”的推广期间。与英美非常相似，中国关于社区的讨论也是围绕地方治理和社会福利，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衰落 (Bray, 2006)；而社区的定义还是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跟文化或身份无关。虽然有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发挥重要的基层治理作用。直到近几年，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生活在城市的每位居民都知道自己所归属的“社区”。但时至今日，“社区”在中国是什么呢？

2021年12月15日 

艰难的合作

[薛雨璇]

今天硬着头皮做完了在社区驻地艺术中发起的第一次工作坊“27岁与世界”。下午2点活动要开始，而我1点都还无法起床，因为我根本不想做这个活动。与政府合作的社区艺术项目可以进行得很顺畅，调研和采访很少受到阻碍。我的甲方是受聘于成都苏坡街道政府的社会组织，政府需要用社区艺术做社区治理和社区商业，社会组织承上启下连接政府和艺术家，艺术家又连接政府与居民。而对于社区、居民、艺术家之间的“连接”，我是存疑的。有甲方的艺术创作无法随心所欲，条款在合同里都写明了，和哪个社区团体合作，在哪里做几次活动，我在国外学的那一套当代艺术实践批判的方法论没法直接用，这使我非常撕裂。“27岁与世界”项目参与的主要群体是社区中活动积极的老党员们，他们是享受国家红利的一代人，而为生计奔波的人们永远无法对艺术提起兴趣。我感觉“合作”寸步难行。

“27 岁与世界”工作坊现场（薛雨道发起），2021 年 12 月
摄影：柏海洋

2021年12月30日 

谁的“社区”

[刘滢]

前些天我来参加某次工作坊，参与主体非常明确，一群有钱有闲的老年摄影爱好者。他们是苏坡的积极人士。中期会议上，艺术家对于“社区”这个抽象概念的思考很深入，也很老套，无非又在缅怀传统社区的消逝，传统意义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瓦解，一个十八世纪的问题在今天竟然还在讨论。

在城市快速变迁和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基于某种共同文化和集体身份认同的所谓“社区”是否还是可能的？总有些人在面对无所适从的当下时充满怀旧情绪，然而世界已经向前了，女性已经从家庭中走了出来，传统的稳定的家庭结构已经瓦解，建立在这种稳固的基础上的传统社区当然也分崩离析。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鲍曼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一切稳固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旧的方法不能解决新的问题，现在的新挑战是如何在流动的、多元化、碎片化的今天去寻求意义和参照体系，试图重新建立一种共识，一种集体的认同，无论是身份还是议题。

项目参与者带着我参观了苏坡的一些地方，拥挤的菜市场、残破的老旧瓦房、大片的新建高层住宅楼、八车道的城市道路，这种割裂的城郊地景在中国城市并没有任何不寻常。各种空间的割裂其实是社会群体分裂的表征，然而艺术能触及到的人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2022年3月1日 

没有治安案件发生

[薛雨璇]

我是27岁发起的这个项目，也希望用年龄这个简单的引子串联每一位合作者，促使他们讲述不同时空发生的故事。除了老党员们的作品呈现以外，我也做了创作《没有治安案件发生》（分屏视频）。作品的一部分是我拍摄的社区居民生活，一部分呈现了一个美国偷渡者的故事。社区的公示牌上写着“今日没有治安案件发生”——眼前是和谐、安逸、居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而远方发生着很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是由无数特权堆砌起来的。我把27岁时在这个社区的所思所想隐藏在这个作品中。在这个展览之后，我又和广西的社会组织合作，住到北海边的渔村参与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创作语境使我开始大量阅读学习关于新型公共艺术创作的理论脉络。

2022年3月11日 

今日无事发生

[刘滢]

让我震惊的是，不同于项目中的其他参与者，艺术家薛雨璇竟然搬来项目附近居住，让自己成为了这里的新居民。她说自己受了人类学工作方法的启发——但不得不说，人类学似乎在国内是显学，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比之下，社会学跟艺术实践几乎没有关系。

薛兩璇，《没有治安案件发生》，2022年，分屏视频
摄影：柏海洋

然而，薛只是搬来了这里，成为了生活在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社区的年轻人——那些从来不是社区一部分的人。因为项目和艺术创作的压力，她好像每天都在等待什么事件发生来打破僵局，但半年以来生活风平浪静。她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跟社区没什么关系：这只是自己租的房子所在的地方，每天回来睡觉的地方，有时也是做核酸的地方。但在我看来，这正是需要被探讨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状态，为生活所累，离社区很远，因为人生有太多问题，而每一个都不能在社区层面解决。不仅仅是年轻人，所有为生计奔波在这个城市的人，流动的人，过一天算一天的人，都是如此。很多项目工作者都在脱离自身或“人”本身去思考，沿着某种话语模式和思维惯性凭空想问题。就像那些在自己家乡以外做社区营造的人，想让某个地方的年轻人能够扎根在当地，他们是不是能回顾一下自身，十年前到底为什么离开甚至逃离自己的社区？他们真的渴望社区吗？人真的太不真诚了，假装在生活，自我异化，自我抽离。

一期驻地空间终期展览，成都苏坡，2022 年 3 月
摄影：柏海洋

2022年8月11日 

身份的转换：研究者和实践者

[刘滢]

定位研究者和田野的关系，或者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主要在于参照“观察”和“参与”相对程度，从完全的观察、观察多于参与、到参与多于观察、完全的参与，常常无法进行清晰的量化，每一种方法都有益处和局限。我之前更倾向前者，避免自身过度干预事件的发生过程，但事实上只要在场，必然会对现状产生影响，所谓的实证主义社会现实并不存在于主观性之外。

离开成都五年后，我再次回到这里做研究，一直在“参与”和“观察”这两个极端之间挣扎。城市空间和人都那么熟悉但又如此陌生，我不仅要重新审视这个城市的有形和无形的变化，也要重新审视自我和过去的经验。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的老问题是要提醒研究者“本地人化”，但事实上，研究者面对熟悉的场景时，也有“陌生人化”的风险。我不想再次被卷入某个旋涡里，成为身不由己的其中一员，但事实上我无法逃脱“被推着往前走”的洪流，因为我早就已经踏进去了。

当薛邀请我合作时，我很犹豫是否要直接参与项目，这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也不符合我的立场。我对“艺术”和“社区”充满怀疑和批判，很多艺术项目对于艺术家本身的意义远远大于对其所在的地方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意义。那我是否应该参与到这个我很有可能不支持的实践中？但艺术家的邀请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深入了解到社区艺术项目的内核，比起做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我是不是该参与其中，或许这个项目可以提供一定的行动空间。最终，即便非常犹豫且怀疑，我仍然选择了从“置身事外”到“置身事内”。

2022年8月22日

咖啡厅陈姐

[薛雨璇]

今晚采访了社区咖啡厅老板陈姐。陈姐跟我一聊就哭了，她讲述了从泰国逃疫回来定居成都的不易，以及自己从流动摊贩慢慢做到咖啡厅的过程。因为疫情影响，陈姐和女儿三年没见了，她周旋于国际局势变化和个人命运之间。作为中产家庭，陈姐的条件其实相当不错，但当推着泰式风格的小摊车在社区尝试创业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作为非正式经济从业者的心酸。每天推车营业最尴尬的时间是傍晚7点左右，摊贩们会被城管驱赶至两个社区之间的一个路口，这边来人了她们就推去另一边，像过街老鼠。在最基层的社区治理中总会存在添油加醋的戏码，有的人会对她说“别栽在我手上”或者“我让你没法活”这样的话。有句话说得很贴切：“有的人会用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为难群众”。她听说我要做的一个社区活动会把热饮免费分给街头的小摊贩们，主动提出资助几十杯热饮。因为有很好的经商头脑和精细的手艺，现在陈姐已经发展了六七家分店，就在聊天的前一天，没有通过审批的店招牌被城管撬掉了第一个字。她和对方斗智斗勇，保住了剩下几个字。

群众对于疫情后生活的感叹和对社区治理的怨言颇多，有人做社区艺术不是为人民叫苦，苦大仇深、带着凝视的作品也没人愿看。但我认为任何粉饰或者视角切换都无法掩盖底层的悲伤。克莱尔·毕肖普在《人造地狱》中提到，“他们赞同让他们的观众、尤其是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群体，积极参与到以过程为导向、具有政治意识的社群活动或者项目的构思或制作中。但加剧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将已经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重新边缘化，也最终加剧艺术与生活的分离。”——我无法摆脱精英身份真正理解大众和为他们发声。

2022年10月2日 

制造历史

[刘滢]

今天与以前的街道书记交流，他很健谈，提到很多自己以前在这里做的工作。期间提到这个地方的历史，他直截了当地说这里的历史都是杜撰的，根本没有考证，但认为应该将本地历史纳入中小学课程加强年轻人的身份认同。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出现了。成都的很多社区都在做“社区记忆”的历史项目，挖掘历史故事，并在社区空间展示历史物件和集体叙事，以增加居民的集体认同感。我们不断挖掘甚至制造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这种加强的地方乡愁象征意义如何与近二十年的当代社会现实相连接？这样的“历史”跟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又有什么联系呢？

2022年10月6日 

质疑的开端

[薛雨璇]

今晚和负责人开了会，我们的方案被“批判”太社会学了，艺术工作的部分尚未开始。而恰恰是这个阶段令我找到了在社区创作的意义：我参考了新型公共艺术的创造方式，强调过程并非结果，强调参与并非安排，不强调艺术的工具和方法，弱化艺术部分的呈现。《人造地狱》中对于新型公共艺术的描述为“这是一种以参与为基础的艺术，使用传统和非传统媒介，跟广泛而多样的观众合作，与他们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展开交流和互动。这种表达公共利益的艺术在精神上是行动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坚持摆脱现代主义抽象的普遍化倾向，转而颂扬’普通人’的特殊现实，颂扬他们的’日常’经验。”

初次尝试新型公共艺术的道路并不平坦。到底是谁来决定我们要表达或代表的议题：是艺术家、社群团体、策展人、还是赞助机构？批评者认为社会发展总是存在各种问题和困难，它们被各种学科讨论，被各种政策调整，被美化、被压抑，但问题不会消失。我作为社区实践主体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现了很多以往艺术经验中未被提及的部分，对我来说像是新大陆一样的议题可能前人们已经讨论过千百遍，但短时间的进入社区没办法很和居民展开深入的合作，浮于表面的参与式创作可能只对于我自身更有意义和启发。当然，基层政府也不会喜欢这样的艺术创作。

薛雨璇，《苏坡24时》（视频截图），2022 年，视频
摄影：薛雨璇

2022年10月16日 

问题就是本身

[刘滢]

这里的艺术创作并不是自发形成的，是基层政府购买并由社会组织承接的服务，所涉及的“社区艺术”只是位于社区空间（相对于美术馆空间）的个人艺术实践，“社区”只是一个指示地点的装饰性存在，并不是主体；而且其中的“社区” 指向的是基层治理单位，并不是由居民组成的群体。

合作开始后，我和薛的二人工作小组决定先观察和调研各类空间和人群，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和交流，尤其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居民；然后根据前期调研内容，找出研究问题，给出方案。可是时间太紧张了，一周就要出方案，我们决定把这个中期汇报的活动本身做成一场调研。于是我们准备做一个“居民想法收集亭”，或许有一些卫星照片展示这个地方近二十年的地景变化以引起居民的兴趣，作为某种“视觉诱导”创造与居民交谈的契机。但是这个方案在艺术家跟策展人的报告中被批评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启用已被自己否定的活动方案，比如在广场放置闲置座椅以及让居民参与绘制自己的日常生活轨迹。与此同时，我们还匆忙准备了调查问卷，想收集一些居民对于自身生活和艺术的想法。一百多份调查问卷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项目一期中的白盒子艺术空间，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跟“艺术”无关。我也觉得自己与它无关。

2022年10月22日 

志愿者的抱怨

[薛雨璇]

今晚和参与24小时活动的几位志愿者做了内部分享会。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学生或者刚毕业的年轻人群体，通过推送宣传参与到这次马拉松似的问卷发放活动中。他们基本是头一次参与社区艺术活动，给他们委派的任务是在24个小时中寻找社区中各种人进行采访。社区中两点一线的生活让很多人没有任何交集，有的人说不要和我谈艺术，先把养老金给我；有的人说工人社区的文化气息没有了；有的人说自己就像是鼠标，政府指哪打哪；有的人说社区艺术是涂井盖、是打扑克……经过一个熬夜通宵的活动，志愿者们的精神状态都很萎靡。但从分享会效果来看，这次活动对他们有很大冲击。一位年轻社工评价这次活动的形式非常刻板，没有参与性，问题既没有被解决，艺术也没有体现。

2022年10月20日 

并不相通

[刘滢]

我感觉学科和学科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太大了，各个系统之间也并不相通，大家都只在自己的领域做事，很少能够有真正的跨学科视角。学术经常闭门造车，内部讨论热烈；而艺术也早就已经工具化，经常被权力和资本双重收割。

苏坡大鹏市场俯瞰
摄影：黄森威

2022年11月6日晚

分道扬镳或许是起点

[薛雨璇]

在今天和刘就短暂的合作经历畅聊许久，不管两人抱着如何愿景，还是认为学术和实践并非想象中可以简单顺畅地进行共同生产。深度跨学科合作对于未来新型公共艺术发展至关重要，合作不是目标，但有利于有效且可持续的创作实践。创作者需要不断思考基于社区的艺术创作对每个参与对象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