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咸阳

车学庆，《嘴对嘴》（Mouth to Mouth），1975年

© Theresa Hak Kyung Cha/Electronic Arts Inter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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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aɪ–AS–pə–rə

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diaspora”这个词，是在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来访耶鲁的一场讲座上。这位致力于废除监狱的地理学者兼活动家登台时，她激进的组织经验已广为人知，以至于在我看来，她未免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几位一同前往的朋友甚至在前一天商量着，如何在问答环节“回击”这位“批判抵抗”（Critical Resistance）组织[1]的联合创立人。我依稀记得那个 “水泄不通”的现场，吉尔摩调侃称：“让我们跳过演讲，直接进入问答吧——这样你们才能骂个痛快！”随后她的论断从一处误认展开：被习惯性称为“边缘地带”的监狱，更像是一种观看上的误读；所谓的边缘并不在远处，而是“中间”——作为一条在互不相临的地域之间，悄然运作的“隐形”界面存在着。吉尔摩还质疑美国监狱系统与种族议题在公共叙事中的过度绑定[2]，继而进一步追问：土地、货币资本、劳动力这些构成现代监狱的生产要素为何会被如此组织？这种组织方式是如何确立的？为何不将其投入到住房项目、道路、或是港口建设之中？记忆至此，围绕讲座现场的印象变得模糊，但一处声调片段却清晰响起：

daɪ–AS–pə–rə

吉尔摩在她昂扬的演讲中反复念着这个词，那奇异的重音位置[3]像是韵律中的一处伤痕。如果说传统英语抑扬格的节奏像稳健的马蹄声—— da DUM da DUM da DUM da DUM da DUM —— “diaspora”则是发生了不稳固的“绊顿”，重音漂移，弱拍下沉，难以抵达预期的终点。这个词像是在拒绝屈从于英语诗歌的律动，即便依格律强行前置重音，也依然带着难被驯化的“异乡”口音，词语的发音如同演练着它的语义：归属在这里失效。

讲座结束后，我受到吉尔摩地理学视角的启发，回想起自己的迁移：从太平洋的一端飞往另一端，那条真实的轨迹是怎样的？是否穿过那些曾饱受苦难的海浪？事实是，我的航线并未跨越连接着美洲与亚洲的太平洋，而是沿着科学和经济所规划的“大圆航线”，掠过了北极圈上空。现实中的迁移路径与历史中被暴力与剥夺反复标记的航线并未重合，这种错位让我不得不停下来，怀疑自己是否只是误用了一个承载着他人历史重量的词。也正是在那时，我觉察到“diaspora”并非一种可以被直接认领的身份，而是属于那些被反复提及，却始终陌生的词汇，它们曾一度将我“困住”。正是在这个探讨“边缘经验”与“监禁地理”的讲座中，“流散”跨过理论，以一种悄然却锋利的形式进入我：在语义与韵律互相的折射间，我因此走失。那次“听觉的后殖民经验”，如同一场侵入灵魂的潮汐。

契约移民档案1834年，英国政府选择毛里求斯作为所谓“伟大实验”的第一个点，旨在确定“自由”劳动新制度取代奴隶制的可行性。近50万来自印度、中国、马达加斯加、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人作为契约劳工被转移到殖民地。该档案记录了阿普拉瓦西·加特的建立和管理——这是印度之外首个用于移民（劳工）登记与处理的移民中转站。它揭示了妇女在非洲历史上的作用，在“毛里求斯契约移民记录”中展现她们的生活和劳动。

© Mahatma Gandhi Institute

在随后以“民族主义”为题的研讨会上，我留意到英语文学经典中的殖民幽影：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4]中，伯特伦夫人漫不经心地向将前往东印度群岛的儿子威廉索要一条印度披肩；莎士比亚《暴风雨》中，仆人卡利班在普洛斯彼罗的管辖之下，逐渐意识到自己被纳入语言的命名体系，却始终被排除在语言所承诺的主体位置之外。政治与“非政治”的言说、世俗与宗教的言说并非对立呈现，而是在文本内部互相缠绕，形成一种持续震荡的叙述结构。正是在这种结构中，我识别出统治的话语机制：一方面它为“流散”提供了叙事条件，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内在裂隙——当既定语言秩序无法完全收编某种“发声”时，身份便不再是被规定的结果，而是显露出重新协商的可能。

ii. 陆地止于海之尽头[5]

人们习惯将1492年标记为地理大发现的起点，但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那一年，世界开始呼吸彼此的空气、交换疾病与神话——“哥伦布大交换”不仅是生态的冲击，还重置了欧洲关于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帝国逐渐从宗教裁决或伪科学那里寻求正当性，在大西洋彼岸建立起一套以种族区分为基础的治理框架。这套框架并非单一、透明的权力装置，而是由灵活的行政实践与高度固化的等级结构共同构成，将世界重新划分为“可被支配的的身体”与“被自然化的正当权利”。随着殖民扩张的推进，更多海洋被缝合进了航线：十六世纪末，马尼拉大帆船更是在西欧、美洲与东亚经济体间架起了一条纤细却至关重要的纽带。随后，三角贸易将欧洲—非洲—美洲铸成了一条牵动命脉的铁锁链，中间航段承载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黑色脉搏，并逐步塑造了“新世界”（美洲）的种植园形态。四百年里，海洋是帝国真正的“国土”：大西洋成为了“大欧洲”的回音室，印度洋映照着“大亚洲”被殖民的倒影，太平洋成了无畏探险者的“异域”，直至资本吞没一切。

汉斯·霍尔拜因（小）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8年版图书所作的扉页边框与木刻插图，由出版商约翰·弗罗本印刷。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而帝国主义的扩张意识并未止步于地理层面，还渗透进想象与表述，进入了描述世界的语言结构之中。帝国固然不是文艺复兴的直接成因，但其历史实践为当时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持续的条件：航海图、旅行记录与殖民报告构成了一种可被反复调用的认知资源。因此，早期的现代英语文学作品虽不以再现“异域”为主要目的，但在处理看似与殖民无关的伦理及社会议题时，默认并吸纳了欧洲扩张所提供的世界尺度。这种非表征逻辑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已可见端倪。书中那一被安置在“新大陆”的理想社会，表面上作为对欧洲现实的讽刺而存在，实际却是以帝国的扩张为其先验条件：只有在征服与占有已经完成之后，秩序才得以被想象为合理、均衡，甚至施以“仁慈”之名。蒙田在《论食人族》[6]中似乎采取了更为反向的态度：通过诸如被给予了“大自然最初的法则”的说辞，他赞美野蛮民族，从而揭露西方文明制度的虚伪与暴力。然而，这一姿态并未真正脱离欧洲的观看位置。“他者”依然被固定在一面经由西方打磨过的镜子前，被理解、比较、衡量。其“赤裸”并非权力的缺席，而是一种被赋予的修辞状态——一种为了完成批判而被暂时悬置的人性形象。换言之，他者被重新安置在一种更易于被道德化、被消费的位置。

几个世纪以来，帝国的文学文本总充斥着颂扬之辞。二战后，解殖运动与后现代文学批评留意到所谓“边缘”的声音，后者却又被迅速分类、命名，归入“第三世界文学”“移民文学”“流散文学”等范畴。政治规训并未退场，而是转化为另一种制图术：如同地图上涂黑的大片海域，被识别成“此处皆为同一片未知”[7]。在这样的话语结构中，跨越国界的作家不得不借助殖民语言，来书写无处所归的经验；而当流散者不再只是帝国历史的残余，而成为了全球流动中的现实主体时，表述的张力便集中在这一裂隙之中——在作为他者被倾听，与为自己言说之间，要如何夺回叙述的主动权。

iii. 鲸腹之外[8]

1981年的一张传单，宣布Tanam出版社将首次出版车学庆的《狄克泰》

图片致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我第一次读到真正意义上的“流散文本”，是韩裔美国艺术家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的《狄克泰》（Dictee, 1982）[9]——一本犹如某种伤口写出来的神谕。她那份静默的疼痛令学术界无从碰触，以至于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始终游离在美国亚裔研究的核心讨论之外。车学庆短短三十一载的一生，是一部跨越了两段殖民结构的编年史：她1951年出生在被战争撕裂的朝鲜半岛，十二岁时为了逃离韩国的暴力统治，随家人迁居夏威夷，而后辗转至旧金山。她的父母曾在日据时期被迫[10]学习并使用殖民语言谋生。移民美国后，车学庆进入一所天主教高中，重新接受另一套秩序的训练：法语、英语，以及语法、祈祷与沉默。当她被纳入新的制度框架时，旧制度仍在她父母的口音里回响。语言的更替像一道反复施加的刻痕，在两代人间持续标记着殖民历史与迁徙经验的交错轨迹。《狄克泰》的开篇正是在这一交错处展开：

[11]

叙述者像一个被要求站直的孩子，语言在她的口中失去了温度：无语调、无停顿，彷佛被清除了呼吸的痕迹。乍看之下，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模仿；但车学庆精心地放大“顺从”，直至其暴露出自身的荒诞，继而削弱原有的权威效力。《狄克泰》的语言维持在一种高度受限的状态，当母语被挤压为沉默时，阅读不再是线性的接受，而转化为持续的检索、核查与重组。正是在图像与文字间的断裂处，“真实”成为一种不断试探的可能性。在这个高度符号化的帝国语境中，文本并非回溯一个稳定的起源，而是揭露出读者对于“如何被构造”的认知欲望。书中的缪斯、圣徒与历史档案，在识别的错置与误读中显露出虚构性。碎片由此失去了作为认同依据的稳定功能，转而指向集体记忆失效的断点。在文本的自我生成之中，车学庆持续感受着自身的摇摆不定，这并未削弱了意义，而是为私人想象建立一种有限却有效的抵抗空间。

当车学庆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时，她尝试过包括影像、表演在内的多种媒介。这张照片记录了1975年在Worth Ryder画廊的表演作品 A Ble Wail。车学庆在现场构建了一个由镜子、蜡烛和粗棉布帘组成的空间，她身着白袍，披着长达20多米的黑红布料，在其中移动。在随附的文本中，她写道：“在此作品中，我想成为观众的梦。”

摄影: Trip Callaghan

 图片致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车学庆，《所见之他物，所闻之他声》（Other Things Seen, Other Things Heard），1978年

图片致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尽管《狄克泰》具有明显的虚构特征，但仍难以被归入小说；这种不可归类性，恰恰构成了流散写作的常态。而真正让我理解“流散文学”这一概念内部张力的，则是V.S.奈保尔。和奈保尔共事过的编辑曾提及这位作家难相处的个性，其实从他过往诸多的谈话亦不难想象这一情况，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乔治·奥威尔也都曾背负过类似的“恶名”，而正是这类作家对我的影响更为深远。奈保尔既反福柯又反巴特，既反谱系学又反后结构主义，他主张连续性而非断裂，强调由具体成长环境所塑造的身份认同，而非流散所带来的游移。正因如此，他被爱德华·萨义德严厉指认为“殖民叛徒，为他者服务的原住民告密者”[12]。然而讽刺的是，正因奈保尔对确定性的执念强烈，其文本反而更清晰呈现出流散主体所承受的内在断裂。

奈保尔的家族史由持续的迁徙写就——从印度到特立尼达查瓜纳斯，从西班牙港直至英国——其家族的“婆罗门身份”[13]在跨越海洋的那一刻便宣告失效。正如奈保尔的弟弟希瓦（Shiva Naipaul）在其非洲游记《南方之北》（North of South, 1978）中所言:“我们的祖先跨越黑水（卡拉帕尼）时，便失去了种姓身份。若要洗净污秽重归正统，必须履行复杂的净化仪式。”[14]反复的拔根与移植，使得奈保尔与车学庆在写作中彼此照见：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是作为身份状态的“流散”，而是身份无法成立的处境本身。车氏以一种半自觉的仪式化写作，为民族殉难者建构临时性的语言庇护；奈保尔则让历史的幽灵重返文本，揭示被殖民者的脆弱本质。这点在几乎以奈保尔家族“契约劳工”[15]背景为原型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小说反复将“房子”设定为存在的前提：没有土地，生命便如同未经安置的出生和死亡，缺乏意义与位置。[16]当“外祖父母的房子也不见了”，而“茅草土屋被扒倒之后”甚至不留痕迹时[17]，毕司沃斯转而执着于建造一座坚固持久的房屋，以抵御弥漫的消亡感。然而，这一努力使他无法以线性方式体验自身生命：被压抑的过去一再侵入当下。而通常被视为稳定与归属的“家”，则在反复失败的建造中显露出结构的失调。[18]情节中的“流散”不仅意味着距离，还是一种矛盾困境：远到足以因“流亡”而失落彷徨，又近到足以无限延迟所谓归属的到来。

辛博努阿特·卡皮德奥（V. S. 奈保尔的叔叔）与他的家人

© The Lion House Company Limited 2002

图片致谢Lion House

而在另一部自传体作品《米格尔街》（Miguel Street, 1959）中，奈保尔将这一失调转移到对于集体层面的刻画，展开了一幅更为细密的殖民群像: 

外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肯定会说：“贫民窟！”因为他们看不见别的。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却把它看作一个大千世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曼曼是个疯子，乔治是个笨蛋，比佛是个懦夫，哈特是个冒险家，波普是个哲学家，而摩根则是我们的小丑。[19]

在这条街上，“无家可归”被日常生活吸纳，并逐渐自然化为一种社会状态。奈保尔将街坊邻居称为“浪漫主义者”，这并非赞誉，而是指认他们在殖民结构中被定格的形态，如同嵌入画布的畸形人物，被永远悬置在难以前进的情境之中。他们的行动呈现出循环性的停滞，如同现代版的西西弗斯在劳作——这并非源于缺乏意志，而是幻想本身已成为唯一可供运转的现实。木匠波普自诩创造 “无名之物”；鲍嘉执念于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奉了耶稣之命”的新救世主曼曼在公开上演自钉十字架的闹剧后，以精神失常之名被当局收容；B.华兹华斯构筑着成为诗人的虚名，最终销声匿迹；巴库叔叔沉溺于机械完美，在殴打妻子与自我封闭的技术幻境之间生活。奈保尔将冷峻讽刺与残酷写实并置：他们争斗、酗酒、施暴，同时也怀揣梦想——在电影院中短暂逃离街道，在卡里普索音乐中感受另一种可能的生活。在米格尔街这座“无墙之屋”下，居民不断设想离开，却发现愿望的下场不是带着更沉重的负担归来，就是失去踪迹，甚至死亡。而书中那个讲述着一切的无名少年最终成为了唯一离开的人，在告别之际，他跟随着身前的影子，“一个在柏油碎石路面上跳动着的小不点”，随即登机离去。[20]正如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出走者，这些影像很快褪去光彩，而他最终意识到的将不仅是自身的微小，而是整个殖民世界的投影本质——曾生活的西班牙港，那条米格尔街，不过是广阔帝国中的一处幻影。

索格伊·卡皮德奥（V. S. 奈保尔的外祖母）与其子女合影（未出现者：Dhan）

© The Lion House Company Limite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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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曾在一场采访中说：“我不是英国人，不是印度人，不是特立尼达人。我是我自己。”[21]这句话并不是急于证明什么，也无意修正他人对其身份的期待。它更像一条界限的标记：当历史的位置早已被帝国安排妥当，个人能主张的，只剩下一种缩减到极限的所有权。他多次返回被称为“故土”的国度，但所面对的则是故土之虚和帝国之实间难以弥合的裂隙。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22]这般发声才显得必要，它并不构成对历史的否认，而更像一种终止响应：不再承受历史的重量，不再接受既定的身份轮廓，不再使用它认可的韵律去讲述自己。

注释：

[1] 其理念源于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主张废除监狱工业综合体。

[2] 就种族人口结构而言，占美国总人口15.2%的黑人，在监狱中的占比约为38.2%，黑人确实是受大规模监禁影响最大的群体。但根据2025年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最新数据，白人占比约57.1%，拉丁裔约30.7%。如果说人们对于“监禁”的人文关怀，是率先将其归入某个类别，其背后的潜在意图可能具有奴隶制倾向。

数据来源： https://www.bop.gov/about/statistics/statistics_inmate_race.jsp

[3] “diaspora”的音位表现为：x / x x，其四音节的自然发音是在次拍重读。

[4] 尽管简·奥斯汀曾在私人信件中表达对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作品的喜爱，但她在作品中对“殖民”情节常表现出讳莫如深的态度。

[5] 在葡萄牙民族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指的是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作为葡萄牙毗邻大西洋的海岬，在诗歌中意为王国的边界，探索与征服从这里起航。

[6] 米歇尔·德·蒙田著，潘丽珍、王论跃、丁步洲译：《蒙田随笔全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407—430页。

[7] 出自拉丁语“hic svnt dracones”（此处有龙），源于中世纪地图对于危险或未经探索区域的想象性标注。

[8] 1984年，萨尔曼·拉什迪在《格兰塔》（Granta）发表题为“Outside the Whale”的杰出论文，他在其中表示当代作家不可能置身于鲸鱼腹中——既隔绝于历史与政治，又超然于现实政治。他写道：“The modern world lacks not only hiding places, but certainties”。

[9] 尽管车学庆创作了多部艺术家书，但《狄克泰》是她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她的其他作品，例如Presence/Absence（1975）和Pomegranate Offering（1975）更侧重于图像，着重探讨记忆、图像和时间的衰败与模仿性。

[10] 1943年，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时期颁布《第四次朝鲜教育令》，废除了韩语教育，禁止使用韩语，推广日语为国语。

[11] Cha, Theresa Hak Kyung. Dictee, Tanam P, 1982, pp.1.

[12] 原文为：“colonial renegade, a native informant for the Other”，爱德华·萨义德在BBC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知识分子的流亡”（Intellectual Exile）一集中，指责奈保尔为在西方获取权力地位而出卖本国人民，“The most . . . immoral move . . . has been Naipaul’s, who has allowed himself quite consciously to be turned into a witness for the Western prosecution” 。

[13] 婆罗门血统起源于印度古老的吠陀晚期，由印度北部的印欧定居者发展而来，与《原人歌》（Purusha Sukta）息息相关，被视为“社会之口”，象征着精神知识。作为印度教种姓制度中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婆罗门被视为社会等级中的最高阶层，在历史上拥有主持宗教仪式和担任祭祀的专属权利，从而确立其自身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关键地位。

[14] 原文为“Our ancestors, when they crossed the black water (the kala pani), lost caste. Complex purification rituals would have to be performed if they were to be cleansed of their defilement and restored to the fold.”Shiva Naipaul, North of South, Andre Deutsch, 1976, pp 7-23。

[15] 在废除奴隶制得以推行后，西方殖民地普遍依靠契约劳工维持种植园的运转。1837年至1917年间，约有50万契约劳工被转移到加勒比地区，直到1917年该制度被正式废除。

[16] V.S.奈保尔著，余珺珉译，《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海南：南海出版社，2019年），16—17页。

[17] V.S.奈保尔著，余珺珉译，《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海南：南海出版社，2019年），72页。

[18] 两次自建房屋的尝试均告失败，第一栋房屋遭风暴摧毁致使毕司沃斯精神崩溃。最终，他被欺骗高价购入一栋粗制滥造的现代房屋，并在此离世，年仅46岁。

[19] V.S.奈保尔著，张琪译，《米格尔街》（海南：南海出版社，2019年），122页。

[20] V.S.奈保尔著，张琪译，《米格尔街》（海南：南海出版社，2019年），344页。

[21]  2022年，在被印度记者问及是否在《半生》（Half a Life, 2001）中塑造了首位来自印度的印度人时，奈保尔针对这个更具印度人身份认同的问题作此回复。

[22] J.M.库切著，文敏译，《等待野蛮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343—344页。

咸阳，写作者、纽约州调查员。她近期参与平遥国际电影展工作，目前在纽约独立电影制作与发行公司NEON从事项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