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子犀

2025年10月，湄洲岛妈祖祖庙的进香活动记录。祭拜者穿着印有“妈祖一家亲”的马甲，是当代妈祖文化作为团结纽带的表征。

摄影：张陶陶

2025年10月，湄洲岛妈祖祖庙的进香活动记录。祭拜者穿着印有“妈祖一家亲”的马甲，是当代妈祖文化作为团结纽带的表征摄影：张陶陶福建的地形看起来一半是山，一半是海，其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丘陵占到省内面积的八成以上，耕地稀少，地瘠人稠。于是，面向浩瀚的海洋寻求生存与发展空间，成为福建人的必然选择。长达近四千公里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孕育了众多天然良港。海洋为福建人提供了食物、财富和出路。然而，靠海吃海终究不易，福建沿海直面台湾海峡，台风频发，海况复杂多变。在古代航海技术有限的条件下，每一次出海都潜藏着危机与不确定性，甚至是生死考验。

福建沿海地区的海洋实践与文化生成有一个悠长的过程。最早在《山海经》里，出现了“闽在海中”的句子。平潭壳丘头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福建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进行近海捕捞和贝类采集。不过，此时福建地处华夏边缘，与中原文明交流较少，发展相对独立，“闽在海中”更多是一种对地理位置的形容。到了汉代，《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说明福州（东冶）已成为重要的海运节点。直到唐宋时期，中原政权真正经营东南沿海，福建的海洋实践进入黄金时代。唐代，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因西域战乱而时常中断，人们转而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宋代则是福建居民真正开始大规模出海的时代。中原混战局面方对照出福建地区偏安一隅、远离战乱的地缘优势，中原世家开始迁居于此，为闽越土著文化带来儒学和科举。人口的大量涌入造成粮食短缺，越来越多的福建人开始离乡谋生。宋王朝也因财政需要，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在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

莆田兴化府城隍庙的内部设置，始建于明代洪武三年，至今仍在使用中，有香火、贡品等物件用于民间的祭拜活动。

摄影：子犀

莆田兴化府城隍庙内部

摄影：子犀

恰恰也是在宋代的公元960年，妈祖林默娘生于莆田湄洲岛。她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福建海洋实践在唐宋时期逐渐密集的文化表征。她预知天气、海上救人的传说与神力，应和着庞大出海者群体最核心的关切。妈祖信仰随着他们的航行传播到域外，并在宋代强大起来的莆田士族和海商阶层的努力下，被抬高地位、正统化。宋代以后，历经明清，妈祖的形象和艺术表达亦随着时代背景而不断被重塑和丰富，抵达当代。妈祖信仰以戏曲仪式作为中介，经过不同时期的赋形，被逐渐编织成完整的叙事与视觉体系。

 I. 神女

在妈祖成为妈祖之前，福建当地人已有和海洋接触的经验，衍生出早期的出海想象。福建古称“闽”，《说文解字》将“闽”解释为“东南越，蛇种”，这成为一种猜想的来源，即古代闽越族以蛇为图腾，认为自己是蛇的后裔。这种信仰在福建如樟湖、南平的蛇王庙等宗教场所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蛇善于游水，其形态与海浪有相似之处。或许在古人的想象中，蛇可以演变为蛟龙，是掌控水域、兴风作浪的神力化身。对蛇的原始崇拜或在后来的汉文化吸收改造中，融入了龙王信仰。

不过，龙王信仰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神谱系，而是来自黄河、淮河、长江地带农耕社会的祭祀习俗。妈祖学者徐晓望在《妈祖信仰史研究》（2007）一书里提到，“中华民族是发源于内陆的民族，对海洋比较陌生，周代祭祀五岳四渎之神，其中四渎即为水神，他们是：河、江、淮、济等四条河流之神，其中没有海神。这种思维方式是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所特有的。”[1]海神谱系的成熟，和出海的发展历程亦步亦趋。学者王国荣在《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地方经济》（2003）里追溯了祭祀海神的历史：远古时已有对海洋水体的笼统、抽象的崇拜，西周时出现了“四海之神”图腾式的形象，唐代民间才出现人格化的海神，比如女海神观音。演变至宋元时，“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女海神林默娘受到朝廷的册封，从而奠定了她成为全国性的海神的基础。明清时期女海神林默娘（也就是妈祖）的神格不断上升，被封为‘天后’乃至‘天上圣母’从而成为海神之首”[2]。

莆田文峰宫妈祖庙悬挂着多盏油纸灯笼，这一枚绘着“敕封天上圣母”

摄影：子犀

妈祖被册封之前，当地人更多把她称呼为湄洲神女。此时神女还不是全国性的航海保护神，保护航运也并非湄洲神女的最初职能，而是随着海洋生产关系的变化逐渐产生的。闽地自古多瘴疠，瘟疫频发；闽地土著崇巫尚鬼，祈祷以巫觋祝由之事解除痛苦。神女本是莆田农村的民女，因自幼聪慧，精通法术，可以行医治病，画符驱邪，被民间认定为具有神力的女巫。祈晴求雨、除灾驱瘟等地方大事是神女主要的职能范围。在清乾隆朝林氏后人林清标撰写的《敕封天后志》（1778）里，可以追溯湄洲神女第一次被封赐的故事。北宋朝廷派去远航高丽的船只航行中遇到风浪，偶遇一位女海神营救后平安，因不知确切的神灵，朝廷便加封了一批沿海保护神，其中包括福建的湄洲神女，获封“顺济”。铲除海寇可能是神女涉及航海事务的第一个明确的职能：到南宋时，福建沿海有海盗盛行，朝廷开始发展水师，“福建水师在作战前后经常向湄洲神女祈祷。嘉定年间，有大股海盗人侵泉州一带。其时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任泉州太守之职，他为了平定海寇多次向湄洲神女祈祷”[3]。南宋后期，湄洲神女因显灵救船，守护有力，被封为“圣妃”。南宋特奏名进士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1150）是年代最早的关于神女的文献资料，表明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文本化。

莆田兴化府城隍庙内部

摄影：子犀

文本化象征着神女信仰被进一步纳入官方与民间对于出海的想象。明代的刊本小说《天妃林娘娘传》演绎了神女的身世，说其是“道神出身，受观音之命投胎于福建兴化府莆田县林长者家，从小诵经念佛、步罡踏斗以事修炼。其后决意成道，择日于家大建道场最后拜辞父母，于贤良江边‘取脚下绣鞋一只投之于江，女飘然乘向湄洲而去’”[4]，将其和更普遍、正统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增加神女的崇高感。《天妃显圣录》同样记载了多则关于神女的传说。菜子屿上荒芜不生，神女便撒上种子使其长满蔬菜，让岛上的人们有菜可食。还有一次，商船遭遇海浪，即将沉没，神女在手边找了几根小草，变成一排大杉附在船上，使其免遭沉没。出海艰辛，这些故事皆显示出本地百姓对神女显灵以改善艰苦生活的朴素向往。这种自发性尤其体现在民间戏这一艺术形态中。莆田民间流传着一出妈祖戏《天妃降龙全本》[5]，讲的便是是海怪作乱欺负渔民，妈祖降服了东海龙王，平息精怪的故事。闽东地区的四平傀儡戏这一更古老的戏剧形式也有记载神女事迹的剧目，《水国硐》《献水母娘》《收木鱼精》都与神女以法术降服海上作乱的精怪有关。 

II. 出海

然而，信仰从来不仅仅只是对神迹的崇拜，或是人们希望生活更加顺利的朴素愿望，它还是权力以隐秘的方式发挥作用的纽带。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2019）中观察到，这类“预兆的出现单调而有规律，它与其时最重要的政治图谋联系，这些政治图谋意在支配百姓的看法，也意在左右皇帝的观念”[6]。湄洲神女从地方性神灵，到被尊为最高航海保护神，其信仰走向全国乃至东南亚海域，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中央政权更加密切的互动中完成升格。

以自上而下的教化加强统治的中央王朝，和妈祖为代表的地方信仰，本是两套不同的叙事系统，但妈祖叙事的逐渐官方化恰恰反映了前者不断试图收编、融合后者的过程，并在口述史和视觉史中留下关键证据。比如在元代，神女因其能庇护海运和漕运的能力，继续受到尊崇和加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神女正式封为“护国明著天妃”，从此 “天妃” 成为官方最标准、最崇高的封号。漕运航行的时间和天妃祭祀仪式的时间高度重合，春天在三月二十三，秋天在九月九日。航行前祭拜妈祖、保佑出海顺利，成为一项神圣的仪式。明代初期，明军不善海战，倭寇频犯，西方殖民者东来，海禁成为明朝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之下，妈祖庇护郑和下西洋，是其神格在明代进一步提升的关键事件。自此，妈祖不仅被官方认证为保护航运的海神，其职能从护航扩展至护国，与其相关的信仰体系还实现了海外传播。湄洲岛的妈祖祖庙石壁画记录了这一事件。万历《兴化府志》中也有记载：“国朝洪武五年，封孝顺纯正乎济感应圣妃。永乐初，中使郑和等下西洋，奉神之海上，有急，屡见光怪归，请旨令福建镇守官重新其庙。”

沿着南轴线拜谒妈祖的路线可以见到巨大的妈祖石雕像景观，在路的柳暗花明处。

摄影：白猫

历史学家游建西认为，“形成妈祖崇拜的重大影响时期，应该是在明永乐年间。因为郑和七下西洋，拓宽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和商道，而妈祖崇拜也随之扩大到西洋诸国”[7]。从他在《郑和下西洋与妈祖崇拜在海外的传播》一文中的分析可以知道，郑和七下西洋经过的“诸番”包括当时的锡兰山国、苏门答剌国以及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覆盖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多地。《娄东记》和《长乐记》里记载了郑和在外洋修建庙宇、神祠的情况，如《长乐记》：“今春仍往诸番……而又发慈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游建西指出，“三清宝殿供奉道教三清道祖，妈祖可能也陪祀其中。因为建殿祀神主要是为了感谢妈祖的佑护之恩”[8]。妈祖信仰随着郑和一起出海，将明王朝的威信与光辉向外扩张，如妈祖“分灵”般，散布至海外。尽管远方的信众不会认为自己因此向帝国臣服，但每当他们想要朝拜天妃时，跪拜的朝向必然是天妃故里——莆田湄洲，这片帝国的土地。

南轴建筑群天后殿供奉的妈祖像、贡品和香花，还有身后新修建的巨大泥塑妈祖像正慈悲垂帘。

摄影：白猫

明清易代之际，明郑政权以台湾作为根据地，在东南沿海进行反清复明抗争长达40年，让清朝政权如临大敌。康熙二十年（1681年），降清将领施琅领兵渡海，进军台湾，打败明郑政权，将台湾正式划入清朝疆域。在这个过程中，曾被明朝尊为海神的妈祖，又因“涌泉济师”助力施琅的典故而被清朝加封，妈祖信仰似乎成为封建统治者们最趁手的工具，原本靠官方加封赋予身份的妈祖崇拜，又反过来成为官方力量的代表，来佐证征战行为的合法性。施琅收复台湾后，妈祖于1684年被康熙加封为“天后”，是封建统治者给予的最高封号。在湄洲岛祖庙，记录着郑和下西洋场景的壁画与施琅出师后请求褒封妈祖的壁画并置。在湄洲岛的海将塑像群里，只供奉清代将军施琅，而未把明郑政权将领郑成功列入其中，体现了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在湄洲岛遗留下的痕迹，对妈祖信仰场所的塑造权之争，也成为明清政治斡旋的关键场域。至此，从顺济、崇福夫人，到天妃，再到天后，妈祖信仰与出海想象的关系显现为中央政权主张在不同时期的注脚。

III. 戏台

在莆田兴化府城隍庙山门的石壁上，篆刻着一出莆仙戏[9]的曲牌名《财丁贵》。《财丁贵》是一个典型的儒学教化故事：大明嘉靖年间，倭寇作乱，侵犯海疆，皇帝派戚继光元帅四海征缴，平定海乱，历经多载，班师回朝领受加封。他的虎将杨贤财立下战功，但因抗倭和妻子与两个儿子失散，不知吉凶，请求皇帝助他团圆，作为赏赐。后经历一番矛盾波折，终于亲人相认、婆媳言和，实现宣教。

莆田兴化府城隍庙的戏台，建在山门和正殿之间，楹联上写着“出忠入孝扶名教，前歌后舞绘太平”，反映着当时的价值观。

摄影：子犀

在以往的妈祖传奇中，海洋的危险，来自艰苦谋生语境下自然所带来的敬畏与神秘；在《财丁贵》这样的高台教化里，海洋的危险则来自国家发展所遭受的威胁，因此更需要“百贤世事孝为先，母是地来父是天”（唱词）的价值观来稳定民心。正如对于抗倭将领杨贤财而言，最重要的期盼是海事不起、合家团聚。至此，原本相对独立、曾经代表着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陆地与海洋的分野的儒学教化和湄洲岛海神信仰，终于在近代逐渐融为一体。

在湄洲岛上远眺莆田城区，近景的妈祖标识、民宿房屋和远处的工业区交错。

摄影：白猫

湄洲岛的港湾是福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港湾三面环山，是天然的深水良港，便于大宗货物运输。良港的客观地理条件，使得究竟是妈祖庇佑和显灵在先，还是良港形成在先，成为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

摄影：白猫

如今登上湄洲岛，在通往妈祖祖庙的路上，古典的红砖厝、燕尾脊、砖瓦上的海将彩塑小人，及门庭悬挂着的油纸灯笼，都象征着妈祖引航、灯火“照亮归途”的美好祈愿，默默提醒着曾经和出海有关的想象与记忆；而岛上亦随处可见妈祖信仰的当代显化，例如由华人捐资共建的大型天后广场，已经成为各类文化旅游节庆、大规模集体仪式的核心场所，可以容纳上万人。其中顺济殿供奉着一座323公斤纯金铸造、高达3.23米的妈祖黄金像，由湄洲祖庙董事会主导，两岸专家共同铸造，仿佛一条无形而又强大的当代纽带，将不同的信众凝聚于此。天后广场还仿照祖庙形制，在神像对面修建了外观摩登的戏台“天后大戏楼”，除了用于举办大型活动，还可以展演以妈祖民俗为题材的新编戏和湄洲岛文旅主题的数字戏剧。天后大戏楼如今上演的是一种数字戏剧形式的光影秀《首见妈祖》，在湄洲岛的另一处如意剧场则演出着沉浸式戏剧《印象·妈祖》，运用了扩展现实（XR）等前沿技术。

2017年，福建省莆仙戏剧院新编了一出传奇戏《海神妈祖》，和大多数关于妈祖的民间叙事一样，以林默“焚屋引航”“伏机救亲”“梳发立志”[10]的生平故事为主要情节，又将主要的戏剧冲突放在母亲因林默“婚姻大事”难以解决而焦虑不安的情感纠葛上。在母亲生气时，林默会撒娇，林父则插科打诨，尝试以现代常见的家庭关系诠释林默的成长，将妈祖从神圣而遥远的天边拉进世俗的想象。这部戏还增添了一个波斯商人蕃船受妈祖庇佑获救的情节，宣传语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庇护神”将神女纳入当下的战略语境，后参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戏剧节，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巡演。妈祖不断被官方收编、作为文化资本“出海”的命运仍在当代上演。

现代的海洋想象已不同于常被刻画为凶险、不祥、神秘与侵略的古代叙事。年轻一代对妈祖的信仰更多是一种身心灵的休闲化需求，日常生活决策大小事都可以拜拜掷杯，遇事不决问问妈祖，保佑生意、财富和姻缘；而从更宏观的政治视野来看，妈祖信仰契合的也不再是古代那样更多与生产、安全相关的政策，而是从情感上与华人及周边国家缔结关系的文化性策略。海洋的吸引力，及其随之而来的出海想像，从来都是一种意图，是一组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相互交织斡旋而成的叙事。信仰，是对这一意图的集结；艺术，则是对这一叙事的反照。

注释：

[1] 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 王荣国，《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地方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3] 徐晓望，《妈祖信仰史研究》，海风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4] 叶明生，《莆仙戏剧文化生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5页。

[5]《湄洲日报·海外版》，1999年11月17日。

[6] 薛爱华，《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171页。

[7&8] 游建西，《郑和下西洋与妈祖崇拜在海外的传播》，《中国道教》2007年第4期，第41、43页。

[9] 莆仙是福建莆田和仙游两个地名的结合，莆仙戏遗承宋代南戏，是现存最古老的古典剧种之一。

[10] “焚屋引航”是指林默焚烧自家古屋，在黑暗中亮起火光，为海上遭遇风浪迷失航向的船只引路的故事；“伏机救亲”是指林默在织机上纺织时感应到父兄在海上遭难，元神出窍前去救亲的故事；“梳发立志”是指林默梳发表明终身不嫁、弃绝尘缘，以全心全意救助众生的故事。婆罗门血统起源于印度古老的吠陀晚期，由印度北部的印欧定居者发展而来，与《原人歌》（Purusha Sukta）息息相关，被视为“社会之口”，象征着精神知识。作为印度教种姓制度中一个显赫的精英阶层，婆罗门被视为社会等级中的最高阶层，在历史上拥有主持宗教仪式和担任祭祀的专属权利，从而确立其自身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关键地位。

子犀，中国艺术研究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戏剧历史与理论，关注文学的戏剧改编、视觉文化领域。论文发表于《四川戏剧》《东方艺术》《傩戏学研究》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