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

靳尚谊 拄棍的农民 1955 72×57 cm 指导老师:马克西莫夫

也许,只有在中国的美术学院系统,才会发生一位本科一年级学生因为一张课堂素描习作就能声名远播的事情,并且这件发生在喻红和她画的那张《大卫》(石膏头像)身上的“奇迹”,几乎成为了一个神话流传在几代美术学生中间,至今仍有不少人(很多的人是通过素描辅导教材印刷品)能清楚地记得最初见到那张作业时的激动——“那张《大卫》是活的”,这也就难怪在“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的展览现场,这张作品的印刷品会被悬挂在入口大厅的显眼处。然而,当观众在展厅中再次遇到它时,就会发现它的左上角已经残破了一大块,甚至快要迫近到画面,显然,这张留校作业在中央美院的画库中并未受到良好的照管。与之相比,“素描”作为专业视觉艺术实践的基础训练的一种传统手段,倒是在中国的美术教育系统中始终拥有着从未改过的主导性优势。而“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这一展览,完全可以视作是对其重要性的再一次确认。不过,有趣的是,这一确认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素描”价值重新修辞的一次过程,而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就是徐冰。

徐悲鸿 拄棍老人 1924 49×32 cm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是徐冰从美国回国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之后在美院所领导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从整个展览的工作量与现场呈现来看,足见作为总策展人的他(当然也少不了“央美”的鼎力支持)对其的重视程度。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基础训练教学”、第二部分“素描与创作思维”、第三部分:“艺术家个案研究”,展品不仅数量庞大从二楼展厅一直蔓延到顶层展厅,并且展品的时间跨度也超越了标题所说的60年,径直追溯到参与建立“央美”的诸多前辈艺术家(比如徐悲鸿、董希文、吴作人等等)在1949年之前的素描实践,同时在这些展品中间还穿插着各种说明性文字、出版物与诸多“央美”系统艺术家、教师的视频访谈,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关于素描的文献型展览,也是通过对素描重要性的表述,维护“央美”教学传统与正统形象,维系“央美”系统情感纽带的一次尝试,所以,展览在一开幕就获得艺术界内部的不少好评,但其中有多少是出自于对往日求学岁月的追忆就不得而知了。

喻红 大卫 1984 100×74 cm 指导老师:朱乃正

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徐冰在展览前言中也开宗明义的提到,素描在这个展览中被定位在是一种从西方引进而来的描绘方式,他只想讨论它在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在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并不愿将素描扯牵进政治性情绪化的风格讨论中。显然,这是一种将技术中性化的做法,它的主动性在于任何的实验就可以变成学术内部的讨论,不用担心意识形态上的现实压力。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未免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因为素描之所以被引入,就是因为当时它被看成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是与“自由”、“民主”、“科学”与“救亡”思想观念紧密相联。虽然,现在我们从艺术内部来看,这是一种幼稚,甚至荒谬的看法,但当时的每个去西方求学的艺术青年大都是抱着这种文化理想而去的,如果回避当时的“思想场域”来谈素描,使得展览中的“素描”如空降一般地就进入了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未免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如此看来,徐冰在前言中的说法,它的现实意义(诉求)要更多一些,也因此显现出几分策略化的调和味道。

但这个展览终究还是得在历史的维度之下来展开表述,而这些展品仍会在相互比对中向我们泄露出更多的信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当你遍顾整个展览后就会发现,“工农兵”、“少数民族”的形象在日常素描训练中的比重随着时间由远及近逐渐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日益增多,他(她)们的眼神相比之前要更自然,他(她)们的体态也更松弛。与这条变化轨迹相对应的是,素描教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日益增强,不断有教师针对“全因素素描教学方法”提出某种教学实验,有趣的是,徐冰在更早的那段“央美”教学经历中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而这一系列的视觉“变化”全都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这一点来看,“素描”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的变化从未与政治环境与思想意识撇清过干系。

而从艺术内部的角度来看,另一个问题则要隐晦得多,那就是它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就展览的格局来看,实际上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都是在讨论这一关系,但与第一部分相比,展览对于这一关系的讨论则显得力不从心,缺乏活力,直接表现在被选作例证的作品与艺术家都在回避“当下性”。就如同我们无法回避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以及体现出的艺术家严谨的创作态度一样,我们也必须同样正视这一问题,如果素描的积极作用只是体现在一种宏大政治背景下的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范畴内,那么是否也就意味着,素描与“当代艺术”其实并不存在着一种紧密的、直接的因果关系。随之引出的话题就是,美院所肩负的任务是什么,是在塑造可以传递一种既定指向的美学趣味的造型“能手”,还是在积极培养一种具有独立精神、有自我判断的视觉工作者呢?而就这一点,展览并没有给予一个清晰的答复。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问题理解成对于“技术”本身认知上的一种悖论。但在中国的美院系统,素描从未受到过轻视,它不仅在美院教学中成为主要的课程之一,也是学生进阶美院大门主要的一门考试科目,可见,素描训练并不是从美院开始的,而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所以,素描训练中的教条与成见才更应该是美院系统应该予以警惕与反思的要点,否则展览前言中所提到的当代艺术教育中的误区都只是面对西方客人时的一种假客套。     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