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探访考前班

杭州滨江区的一家考前班的画室内

农历新年前后是艺术院校考前辅导班最热闹的时候,很多考生正是在考前班里度过了除夕,年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省联考和各艺术院校的专业课考试,这也是最让考前班的老师和学生们紧张的时刻——几个月的训练结果终于要见分晓,如同一次提前的高考,各人命运由此分野;即便过关,6月份的高考还要像张网一样筛掉一批人,只是那时老师们已经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准备迎接下一批的考生和这一年不幸落败的复读生。
这样循环往复的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自然和流畅,缺少悬念。有人评价说艺术类院校的考前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的“怪胎”。它的存在绝不合理,但却异常顺应现实情况,它夹在需要改革的高考和需要改革的高校教育之间,这个缝隙让考前班不仅得以生存而且变得壮大,而它的“实用性”和“方便快捷”也毋庸置疑——它并不为此后的四年甚至更远做准备,它只为几次考试服务。

在考前班

二月底的考前班教室里只剩下了寥寥十几人正在进行着速写练习,大部分学生已经返回各自的高中准备文化课考试,没有了最鼎盛时期摩肩擦踵、人头攒动的气势。同学中的几人在充当模特,近几年的考试中开始用年轻模特,而画室能找到的多是老年模特,大家只好互相画。教室里有股明显的寒伧气,此时天气尚未转暖,学生们大多像在户外一样穿着厚外套;地板被颜料和各类垃圾弄得很脏,墙上贴着老师的范本和一排水平参差的学生习作,再就是近期考试安排的表格和业已过期的倒计时牌,其他诸如石膏像或是之前练习用的静物被挤到了边角处;外来者的打扰仅仅引起了几秒钟的注意力分散,他们很快又将视线移回手中的画板,此时已是夜里九点多。

做完一次练习后,学生的作品在户外的花园边一字排开,等待老师点评。

这个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的考前辅导班上课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教室通宵开放,供学生自行补习使用。教室里一进门处设有一个简易的打卡机——迟到罚款十块,旷课罚款五十,即便如此,还是有手头宽裕又爱玩的学生愿意花这个钱逃课。宿舍就在临近的一幢楼里,走路只需几分钟——房间地板上密密麻麻的黑色脚印像是雪后初晴时大街上的光景。

走廊很深,有股旧式办公楼的气息,这个楼里基本都是各类辅导班,画室占了其中一层,偶尔有几个拎着装了食物的塑料袋的学生快速走过,带来一些考试前的紧张和压迫感。这批仍然留在画室的学生中的一部分第二天就要赶去无锡参加清华美院的招生考试,同行的有带队老师,到达的当天晚上他们还会在旅馆房间继续上课。考试三个科目,上午三个小时的色彩,下午四个小时,考试内容包括素描和一个小时的速写。

教室入口摆放着一个简易的打卡机,学生迟到罚款十元,旷课罚款五十。

由考前班的老师带领前去参加考试,这在从前并非惯例,不过随着考前班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项基本服务。据说目前杭州大大小小的考前班有200余个,300人以上的“大学校”也有20几家,一个经营得还不错的考前班一年能有上百万的收益。考前辅导班已经变得高度“产业化”了。杭州因为中国美院的缘故成为临近地区不少学生考前辅导的首选,包括远至江西、云南等地的学生。

周老师毕业于中国美院,大一时就开始办班,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他说那时办班随便租个民房就可以开始,一个班带几十个学生已经算是小有规模,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不过现在这样小规模的画室已经越来越少,一来场地租金太贵,成本变高,其次学生和家长对硬件设施和师资水平更重视,对升学率也更有要求,大画班显然更具备竞争力,有些大画班甚至推出了考试不过退还部分学费的特殊班,这种特殊班的学费自然也就更高——一个普通学生的六个月的学费也要在万元以上。而画班也越来越不可称其为“班”,已经有了学校的规模,管理上的“严密”比普通高中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考试

中国的高考制度遭诟病已久,高校扩招又使得大学教育质量受到质疑。从1990年代开始,“扩招”的范围从综合性大学扩大到艺术类院校——艺术类院校有其特殊性,中国当代艺术的活跃让人萌生错觉,即培养了这些艺术家的美院也应该同艺术界的气氛衔接紧密。不过且不论现在艺术院校教学水平如何,或是在怎样进行改革,改革成效如何,出现了什么新的专业,想要跨入其中,还是要先经过考试这道门槛,而历年考试的内容并无重大变动,仍然主要是素描、速写和色彩几个部分,评判和选择学生的标准则产生于对这几项基本技能的考察。

考前班训练的内容也就乏善可陈,甚为枯燥,素描、速写、色彩,一次作业画完后在教室外的花坛边一字摆开,老师带着众学生挨个点评,再次统一标准。“这个其实就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人家交钱来这儿学就是为了考上美院,你得对得起人家的钱,很简单,别扯别的,扯了半天最后考不上就完全是瞎扯。”一位美院老师说,他说自己碰过太多朋友来问,孩子成绩不好,高三了开始学画画还来不来得及?有没有上了国美?

“比较早之前,大家还没有这么急功近利的时候,还算比较正儿八经地教学生,什么都画,算是以长期为主,不是特别针对考试,到后期发现这么教十个学生里也许只有两个考得好,三个一般,五个很差。后面也和追求效益有关,学生的基础也越来越差,有的之前完全没学过画画,只能教些出效果的东西,这样整体成绩才能上去。”一位画班老师介绍说。

北京一处考前班附近密密麻麻的书店和颜料店。

而各主要美院每年的高分卷又会成为下一年考前辅导班教学的方向,去年清华出了他们考试改革以来的一套高分试卷,而国美也每年都会出版高分试卷的合集,这对考前班来说是个方便,它直接反映了评卷的趣味和趋势,成为下一年教学安排的参照。与此同时,这也催生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明”,比如在颜料室里摆的一排所谓的“国美灰系列”颜料,据说这是某位国美毕业生的奇思妙想,根据国美偏爱的颜色大批生产,从前考生考色彩时尚需要调颜色,现在连这一步也可以直接跳过,“色彩感觉好”这种说法不再十分成立,只要用对了颜料。

针对考试中出现的细节变化,考前班随时应对。考试题目上有时会出现些令人措手不及的“偶然”,有一个考前班老师说,有一年浙江大学艺术系招生的考试题目是“蜜蜂采蜜”,这在他们的教学里是绝没有可能出现的,这是所谓“怪题”,同时也是所谓创新题,旨在考察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再比如以前美院考色彩时要写生,现在改为默写,从前比较注重塑造,改为默写后颜色也变得非常重要,“后来发现特别国美那边很注重颜色,我们就选比如印象派的画里局部的颜色,某种白,某种黄,形成一种最基本的黑白灰关系,颜色好看,让人眼前一亮,刚转换那一两年的时候很容易拿高分。”现在画班的老师事先选好了几十种颜色,交待好配色关系,学生无需多想,掌握了即可。

“画班的教学也在影响考试评卷的趣味”,这是一位画班老师的玩笑话。不过在这个互相牵动的关系里,两方更像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未必是以某个画班和某个学校间“私下交易”的形式达成,而是在目前从考前班到高校的这一环节成为了两方可以基本相安无事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个可以周转顺畅和自我修复的生态。

谁是未来艺术家?

课间休息时几个女生笑嘻嘻地说自己不想学纯艺术,想学设计,不过对于进入专业之后需要的学习内容,她们几乎没有了解。这也不是考前班要提供的,在这里,只谈考试,不谈艺术。

这个考试和今后成为艺术家有着多大的关联度?我们看到,大部分学生脑子里并没有“艺术家”的概念。这个考试还不同于每年更为严酷和离奇的北电、中戏或是传媒大学的考试,“成功艺术家”的号召力远远不及娱乐明星,如果说那些挤破了脑门要进入演艺圈的孩子还是满怀一个出名的梦想和对一种可预期的生活的向往,那么对于很多考前班的学生来说,画准一条线的意义也许和画出一条解析几何题里必要的辅助线没有太大差别,选择艺术院校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甚至是基本兴趣,而是很多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学生的一条出路。

考前班走廊里有种老式办公楼的气息。

而对于像“新媒体”这种新的专业来说,录取标准和专业内容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在中国美院教书的艺术家张培力在谈到自己学生时说,有人以为新媒体是学软件。这听上去像个笑话,不过这种盲目既让老师无奈,对于学生来说也是种痛苦,他说自己的一个学生在大四毕业创作时才吐露真言——再听到“装置”两个字就要吐。他的学生们,“50个人里有45个以后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这个可能包括学校领导会说,西方也这样,大多学生毕业后都不会从事这个专业,但我觉得情况不太一样,一个是人数比例,再就是在西方学艺术的学生很多在进校前对这个专业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他们都知道学艺术是很艰难的事情,要考虑你的个性、能力是否适合搞艺术。而且本科前有预科,让学生对学校的专业、风格有了解。这是双向的,一年时间学生了解教学,了解自己,学校也了解这个学生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可能从事艺术,最后考试已经无所谓了。”张培力说。

不同于普通的艺术院校或专业,中央美院、中国美院、清华美院等学校每年招到的已经是专业课和文化课成绩最好的学生,即便如此,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美院仍然是按照媒介划分专业的传统,这些技巧训练和考试基本只对‘造型’学院有用,而现在招的人很多都是新媒体或者设计专业的。”在中央美院人文学院任教的皮力说。但通过专业考试,跨过入学门槛之后,美院实际上和普通大学没有太多差别。他提到“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区别,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扩招情况下,美院没有可能进行精英教育,扩招后本科生一个班可以达到100人,老师无法言传身教,直到研究生才有可能导师带学生,从前本科毕业后即可“成材”,而现在教育整个“后置”了。他面对自己的学生,只能“慢慢磨”。而在目前已经比较固化板结的情况下,美院的教育是否可以培养出艺术家?以何种方式?这是在美院任教又有想法要做出改变的老师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天的课程结束,画室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

我们在杭州拜访的这些考前辅导班并不在中国美院南山老校区附近,它们大多集中在滨江、转堂,市区的租金太高,不过即便是滨江的画室,每年的租金也需要几十万,这是桩不小的生意,二月份考生逐渐离开后,考前班又要面对下一年的招生、宣传,办班要面临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这些考前老师也是艺术院校毕业,有些是国美的毕业生,谈起自己当年的专业,几乎每个人都表示还是想在有机会的时候继续创作。但很少有几个可以从这里脱身的,更很少有人从这里边激发出一种想像或者把这个作为一个东西进行创作。
处在考前班这个“怪胎”里的是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考生和老师,近距离接触时你很难去责备其中任何一方,他们既是这个恶性循环中的主要角色,但又都无力承担起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