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破有立

休刊号(1997年)和复刊号(1998年)

《破报》是来自台湾的一份独立另类周刊,1994年创刊,1995年正式发行,1997年停刊后于1998年复刊,以“破除禁忌”为原则,报道社会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不断提出引发争议的话题。

台湾《破报》创刊时值1994年,原本归属于《台湾立报》报社的艺文新闻中心,成为独立发行的周刊时,资金由世新大学资助,采取预算制,设备和印刷也由学校提供,让这个新生的独立周刊不必承担盈利压力,自由发挥。

主编黄孙权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写道:“立报的创刊反映一个世代欲立还破的认知,只为营造出一个容纳各种声音的空间,去勾勒未来社会的想像。立报现在推出孕育一年多 的破周报,它企图刻意切断与前世代意识上的瓜葛,不断地破除所有禁忌。”破除禁忌,表明立场,便是他们创办这份周刊要秉承的精神。《破报》首期便以《堕胎的一百种态度》为专题讨论堕胎问题,既包括采访口录,也包括堕胎者自己撰文讲述堕胎经历;其中一篇《完全堕胎指南》更是将神秘又隐秘的堕胎“流程”一陈列;又请来西医从医学上谈堕胎,中 医给出补品配方,面面俱到;极为口语化地告诉你如何避免意外受孕;一篇《女人的身体,父权的战场》亮出观点一合法、安全又便宜的堕胎要求是“妇女运动”的第一要求。 性别问题、女性权利、妓女权益、同性恋身份认同与文化,及至社运、学运、青年文化、当代艺术、地下音乐、锐舞文化、药品,都是《破报》关注的焦点。而“破”也正是为了 “立”, 挑战既定观念的同时他们在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 黄孙权说由于《破报》几乎每个参与者都有学运背景,或者甚至是台湾重要的地下文化事件的发起者,他们周边的朋友也常被邀稿,早期的《破报》成为了台湾一个反文化但有制度生产的小团体。

《破报》第54期以专题讨论同性恋问题

在采编上,《破报》采用了一种开放性编辑台的设计一每个员工,从总编辑到送报生,从主编到广告都可以发言决定采访故事是否合宜。“我们有一些既定的编辑白皮书, 写作上的要求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写作都要有自己的风格, 观点与说话方式,所以每一代的《破报》员工都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破报》内容。同时任何一个新闻事件都要从‘性别、阶级、动物权与年龄来思考’,并且问每件事情‘谁赞成?谁反对?谁受益?谁受损?’”黄孙权说。

1997年,《破报》因经济原因休刊。复刊后,黄孙权学习 《村声》模式,采取取阅免费,订阅收费的方式,并将内容与活动资讯比例调整。发行也进入到了台湾每一所大专院校、 咖啡店、live House,甚至进入了台北捷运系统。发行量则从三千份增加到八万份。

在1997年休刊时的“辍刊词”里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主流在某时期都是另类;每一另类都有可能在某时期成为主流 ⋯⋯只是《破报》不幸没有建立自己在主流和另类对话中的必要性。”当被问及复刊以来《破报》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必要性,黄孙权说:一个自诩为另类媒体的刊物,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于存活,而是有话要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已无话可说,那也许我就会收掉《破报》。

“ 酷儿文化”在台湾黄孙权讲述《破报》早期对“酷儿文化”的关注

《破报》创刊号(1995年)

犹记得我们企图开始一种另途,从某种过于简单的 政治正确,如中产阶级的女权专注转向性别(gender)思考,而queer正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分界,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媒体关注,于是我们开始大量地报道酷儿文化, 那时候酷儿研究刚在台湾学术界开始,仅有少数的研究。 我们等于帮学术界做了非常多田野工作。

当时没有任何公众媒体愿意讨论。我们当时因为报道还收到许多新闻局的警告信,却阻我们必须注意媒体的“公正性”。虽然已经解严多年,但对此议题多数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时《破报》已经进到台北捷运系统内,每个站点都可以拿到《破报》,但是由于过多的同志报道,台北捷运公司遂以破报“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破坏台北捷运公司形象”而解约。当时还没有如现今每年举办的同志大游行,许多组织都还在地下活动,举办影展、读书会与座谈等。直到今日,所有的同志团体 都是破报的盟友,我们可以轻易地拿到最新的消息与活动资 讯,并且常有人“夸赞”《破报》是同志报纸。

同志文化通常是“进步”的流行文化之象征,从欧美许多媒体的发展与影展皆可见,我想这也是在台湾同志文化的现身与凝聚会领先其他次文化的重要原因。当时有几本重要的小说,特别是台湾女作家丘妙津的《蒙马特遗书》。我们都忽略了文学与电影的再现是慢于事实的,当时在台北已经有多家同志酒吧非常有名,也与电音文化绑在一起,例如Funky和昵称台客爽(Texsound)酒吧。

我很难自我评估效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相信我收到的新闻局的警告信与无数家长来电抱怨我们残害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我非常坚持我们更应该持续报道。如果不能为不能说话的人们说话,那我们搞媒体有何意义?我想《破报》作为某种次文化的领头羊,我们确实打开了一些空间。

讲到不足和遗憾,有时候想想,为何在时隔二十几年我们还是必须批判台湾某些宗教团体(如“基督不爱同志”)或者“真爱联盟”(反对中小学课本教导同志生活),表示当时我们不够彻底,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