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问题—回到美术馆自身: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启动展

安德莉·韦斯切勒,《需要改变》,2011年,影像、行为,2分03秒

2011年9月,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在众多质疑声中如期展开,并夹杂着各种失望的回应逐步黯淡。但必须看到的是,这种失落源自于前三届广州三年展积累下来的历史高度,“双(三)年展”制度是目前国内展览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它某种程度反映了地方当代艺术的成熟与开放程度,也体现着对全球艺术的认识与交流姿态。

从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巫鸿提出的“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到2005年侯瀚如等人提出的“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再到2008年王璜生、高士明等人提出的“与后殖民说再见”,广州三年展都紧扣“全球”、“地方”、“实验”等关键词展开。如果说首届三年展尚有将中国现实和西方理论话语配对的痕迹,那么第二届三年展已经在前者的基础上,将西方话语熟练的提问方式切实应用到中国现实—把珠三角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实验空间从未命名的状态中提取,并推出了本土的讨论日程。从某种角度而言,侯瀚如等提出的“三角洲实验室”首次整合和推出珠三角实验艺术议题以及项目、作品,几乎更新了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形态;而第三届的主题又回到了全球化的话题,却又因此回到了一个展览越是理论化越趋于扁平化的微妙状态—用理论话语关照本土艺术往往有操作和教条化的危险。再者三年前,在中国内地还鲜见替代空间(另类艺术空间),当时的艺术环境是否真的是讨论“后殖民”、“多元文化主义”等话题的合适时机,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从现实的梳理到本土化实践再到理论议题推陈出新的努力,每一届广州三年展都足以在广东甚至全国的当代艺术史中写下浓重的一笔。

事实上,第四届的三年展由罗一平等人提出的“元问题—回到美术馆自身”,前半部分“元问题”是对上一届三年展一个很合理的哲学回应。撇开“后殖民”讨论时机的考虑,假设确实到了可以反思后殖民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特定的非此即彼的价值体系的叙事被打破,人们将在一个多重主体多重价值显现的舞台上以更加动态和细节的方式去面对生活现实。某一体系的价值本身不再被直接地、理所当然地用于对现实的判断,一个动态和细节的判断过程需要的是对更为原则性的问题的切实思考,那些衍生不同价值体系的“元问题”。

李鸿辉,《人类之后》(局部), 2011年,装置,尺寸可变

然而,主题的后半部分“回到美术馆自身”却给主办方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显而易见,“元问题”的对象,应该是更具体的当下的生活或艺术。在第四届三年展的策展理念中,罗一平写道,“鉴于广东美术馆改扩建工程已列入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此项工程预计在2013年完工。本届三年展将依此时序分为‘启动展’、‘项目展’、‘主题展’三个部分,并贯穿于整个工程始终。”大胆地设想,如果主办方不是将美术馆的改扩建工程与三年展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想必关于主题“元问题”的学术轮廓会更加清晰。

从来只有人抱怨三(双)年展的展品太多,走马观花般地一天下来也看不完,但本届三年展的“启动展”花不了半天就可以看完,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作品真的很少,还在于大多数作品思路的简单。《世界鸡繁殖计划》是许多类似作品中在理解上稍显复杂的一件—上千只整齐地摆设在架上并打上印记号码的鸡蛋,解说板展示着繁复的鸡种繁衍谱系,美术馆为作品精心建造了一个模拟自然环境的“热带雨林”,戴着口罩的观众在对鞋子进行消毒之后,便可进入这个空调阵阵、泥土干燥、环境洁净“世界鸡”孕育场,参观者可能还要被教育一番:“还原一个自然环境,让两只物种对立的鸡只交配,并且去想象鸡种代际繁衍的过程,我们可以由此进入‘后殖民’和‘杂种’的思考”。这两只被展示的鸡其实有“国籍区分”,属于“纯种动物的对立物”。同样思路的作品还有很多:装置作品《高中班》是一根根柱状的穿着制服的高中孩童模型;一系列倒塌的标志性建筑的模型被命名为《人类之后》;《需要改变》影像中女艺术家反复吞吐墨汁重现梦魇折磨。

显然,作品的可操作性已经成为当下一种自觉的艺术生产模式,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广泛认可的艺术成立条件。或许,对于观众而言,面对这些作品除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认知判断之外,只剩下一堆信息,对于自己生活轨道而言只是些奇怪的杂音。流于形式、思路简单的作品并不是展览唯一的毛病,在一楼的展厅中,张新民的纪实摄影《农村包围城市》独占一个展厅显得莫名其妙,没有任何角度可以理解这个作品与展览主题之间的关系。“版图移动:东盟与中国”部分选择了目前活跃于东南亚的当代艺术家,本应是中国观众了解东南亚艺术家状态的好机会,但所选的作品大都已经展出多次,并且现场缺乏关于东盟艺术发展背景资料和专业导览,令人遗憾。

我相信,要以作品本身去回应主题(无论是“元问题”还是“回到美术馆自身”),都给艺术家设置了一堵若有若无的边界。于是,回应主题这一难题更多地落在本次展览的论坛(一个持续三年的论坛计划,将在广州、纽约和北京进行),但这显然又戳到了当代艺术圈的痛处:运用理论论述来探讨实际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合法的做法,但在学术内部合法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展览中合法。事实上,自杜尚的小便池被写入艺术史以来,在宏大叙事被解构的背景下,当代艺术在一些哲学家看来只是以一种分析哲学的路径操作而成的概念,而操作本身更像是一种思考的范式,一种制度性质的结构性力量的产物。而本届广州三年展特殊的地方就在于,面对这种结构性力量,它毫无抵抗之力,一切操作会导致的弊端—内容萎缩为形式、形式退守到态度,与权力和资本的轻易合谋,暴露无遗。 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