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克拉格最早与国内观众相遇的时间应该是2005年。在第二届北京双年展上，他就夺得了雕塑的一等奖。令人困惑的是，本次展览，一个在外交层面上展开的非常官方的活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这个本土奖项。倒是艺术家本人，经常将这个奖与他获得的其他荣誉郑重地并列在一起，比如1988年的特纳奖和2007年的日本高松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应该说，2005年的那一届北京双年展被号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当代美术和雕塑双年展，尽管在当代艺术世界里，积极谈论它的不多。就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隐约体会到克拉格作品的某种保守和温和色彩。

在英国，克拉格更像是一个早就列入艺术史的人物。相对于同时代却后来居上的英国的安东尼·葛姆雷和安尼施·卡普尔，尽管克拉格另一个重要的艺术地点是德国的伍珀塔尔市，但他仍旧被公认为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式雕塑家。《卫报》的一名记者在2011年用“捡破烂的克拉格”一词戏称克拉格在英国雕塑界的位置，这个词语倒不是贬损，因为其他的几位重量级雕塑家也被冠上了各类尊称，“雕石头的摩尔”、“电焊工卡罗”、“坐11路的理查德·朗”。克拉格便是那位紧随其后的人，而在1980年代声名鹊起之后，达明·赫斯特和YBA时隔几年就横空出世了。

事实上，除了展出的《大教堂》（1988年），五件由废旧轮胎、轮齿组合成的小尖塔模样的装置，展览所呈现的并不是那位为人熟知的“捡破烂的克拉格”，而更多的应该是“搞科学的克拉格”或者“开公园的克拉格”。展览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多是克拉格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作品，这个阶段后，克拉格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具有纪念碑性的公共雕塑或景观雕塑上，而材料运用也偏向青铜、大理石等传统雕塑材质。2008年，他主持兴建的伍珀塔尔雕塑公园落成，本次展出的作品很多都是在公园里长期摆放的。而他在《新石头，牛顿的声音》（1978年）和《钵和杵》（1986年）所呈现出来的两种非常典型的材料实验，并没有被展示出来。

克拉格如今的作品对环境有强烈的依存性，这种依存性与他不断强调从有机的形式母题中发展、变形出自然和科学的内容不无关联。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更像是在与周围环境对话，受惠于自然又回馈自然。正是这种景观式的作品，使克拉格在最近几年的展览采访中，越来越强调展览空间对“纪念碑性”的突出，由矶崎新设计的中央美院，其巨大的空间体量无疑在展品的呈现中突出了这种纪念碑性。但也正是因为克拉格作品的这种环境性，才催生了对这种艺术史色彩浓厚的回顾展模式的新一轮思考。回到克拉格本人的话，在那些用最简单材料构成的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是最初的体验，它包括对物体和图像的观看、触摸、嗅闻和倾听”。

然而，可悲的是，不光是克拉格的作品，还有大部分处在当代世界中的雕塑，它们最终都被生硬地从自然环境中撕扯开来，并塞进呆板、冷漠的白盒子里，最后释放出某种迟钝的感受力。至少在本次展览这里，除了仍旧显得模糊的纪念碑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顶尖建筑师构筑的空间里，对于这近50件雕塑作品，无论用哪种方式进行空间组合，都不能达到它们在伍珀塔尔公园展示的那种力度。 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