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艺术界而言，迪拜与香港颇为相似—两者均为后殖民海滨城市，历史长达几个世纪，但完全发展成熟才不过几十年—迪拜始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成立之后，香港则是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很大程度上这两座城市都被视作金融试验的培养皿，仅仅是银行、酒店与购物中心的聚集地，既与文化生产线不沾边，也称不上是艺术创作的温床，然而过去几年里，靠着举办自由市场主导的国际艺术博览会，这两座城市一跃成为当代艺术全年交易的必经港口。香港—以及其他艺术交易中心，如纽约或柏林—在交易类别上更趋于国际大都市化，相形之下，迪拜的艺术趋势在本质上保持着高度区域化的特征，正是这种区别开始使得迪拜从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当代艺术越发国际化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宜人驻点。

迪拜像是一个生态环境极端的外星沙漠都市，闪着银光的摩天大楼犹如诡异剑阵从沙地里伸出，一片片灰扑扑的印度饭店、汽车专卖行以及豪华酒店公寓又将它们分割开，而那些点片状的四车道公路进一步将城市布局划成行业细分区域：迪拜媒体城、迪拜网络城、商业湾、迪拜海运城等等。而迪拜艺术生态系统的四大据点则散布在这些区域的缝隙中：阿勒库兹艺术区、阿萨卡大道、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及艾巴斯塔基亚区。与上述经济区相同，这些区域的独特外壳既是工业的、金融的，又是传统的。这里汇集了中东、北非和南亚（MENASA）密度最大的画廊与艺术机构。它们成就了迪拜今天当代艺术展览与收藏的首要目的地的地位。

“迪拜是对本地艺坛的缝隙市场的微观整合，”来自迪拜知名画廊之一“第三线”的法拉赫·凯伊斯说：“迪拜正在向着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国际化都市代表的方向快速增强实力，它不仅吸引并生产着国际商机，同时也是本土文化的领跑者。”

迪拜首次引起国际艺术界注意大约是2007年举办首届“艺术迪拜”的时候—彼时当地总共只有五到六家画廊，经营范围仅限于市内，其中包括Majlis艺术馆，绿色艺术画廊和庭院画廊，它们都明显偏爱当地酋长国的艺术家。及至2005年，第三线画廊与伊莎贝拉·范·登·埃德画廊开幕，它们以旗下拥有多位知名艺术家为豪。随后几年，Ayyam画廊、Cuadro画廊以及“艺术空间”画廊的加入整体提升了迪拜画廊的地位—这几家画廊位于具有商业化倾向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2006年首场中东地区拍卖举办后，佳士得就在那里开设了店面—然而，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画廊销售无疑都囿于本土：以上提及的多数空间常规展示的艺术家通常来自酋长国、伊朗、黎巴嫩、摩洛哥、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民族。多民族多语种的混杂促使迪拜的当代艺术画廊、机构和项目空间激增至五十多个。一些较为著名的画廊，例如第三线、Meem画廊与Traf_c画廊坐落在面积更大的阿勒库兹艺术区；而新近落成的阿萨卡大道上约二十座仓库所容纳的艺廊则包括：伊朗藏家莱明·萨拉萨里的私人美术馆，由佳士得中东当代艺术前任总监携手“艺术迪拜”前任执行总监开的Lawrie Shabibi画廊，另外还有近来坊间热议的具有概念化倾向的“灰噪音”画廊，其前身为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一家画廊。迪拜艺坛的这一切风起云涌，无论规模大小，都与“艺术迪拜”博览会经历的成长风雨息息相关。

作为海湾地区第一个且是唯一的重要艺博会，外界对其褒奖有加，尤其是在香港国际艺术展被巴塞尔艺博会并购，其他年度聚点也被西方中心模式掌控的情形下，迪拜艺博会成为了未被买断的仅存的硕果。之所以坚持本土路线，这与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暨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提供赞助有关，本土产业显然代表了他投资的利益方向（传言前几届艺博会未售出的艺术品都被谢赫收藏了，这帮助解释了为何会有那么多画廊一再参展—即使是2008年信贷危机以后也一样，虽然与依赖石油的邻国相比，酋长国因此遭受的打击更重）。2012年，逾22000位访客参观了“艺术迪拜”的70多家画廊展位—其中有75个国际美术馆参观团，艺博会的推广部门特别予以强调。

人潮中出现了大量来自非MENASA地区的与会者—其中不乏国际艺坛最炙手可热的身影，他们很多被请来参加艺博会举办的极具自我意识并且超级学术的“国际艺术论坛”以及其他外围展和表演活动—虽然如此，展会协调采用的工作语言仍是地道的方言。多数展商来自本地，甚至那些外地画廊展示的作品也是本地的。也许是为了与眼前总是欢闹显摆的艺术色调相应景—迪拜的卖家和买家似乎对色彩和语言华丽的艺术情有独钟—场内的气氛同样也极其轻快，尽管一个观察者倘若看得不仔细并不能马上判定销售速度如何，但他应能察觉到某种顽强的气场的存在：你在此见证一个完全自足的艺术生态，它在自有的市场和语境中日益纯熟。

刺激这一区域生产力信心的催化剂显然是“世界最慷慨的艺术奖项”，Abraaj Capital艺术大奖，每年在艺博会期间由“全球新兴市场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举行盛大典礼颁给仅限于MENASA地区的艺术家。大奖带来的声名价值似乎远超百万美元奖金本身，因为往届得主都找到了通向成功的捷径—其中几位在2012年的“艺术迪拜”高调亮相—同时据称有希望得奖者总计有数百人。无论这一大笔奖金会给本地艺术家带来怎样令人垂涎的激励因素，问题在于为什么参加“艺术迪拜”的艺术家，以及本地画廊代理名单上的艺术家当中，只有寥寥几位真正长住迪拜呢？的确，这里有阿联酋艺术家们—例如“阿联酋艺术之父”哈桑·谢里夫，2012年艺博会终于给了他一个大面子—这里其实还有越来越多以迪拜为创作基地的新兴艺术家们—比如匿名艺术家UBIK，以及美国艺术家詹姆斯·克拉，二人都是进行特定场域的委任创作的艺术家—然而，在为艺术实践提供有利环境这个方面，迪拜这座城市尚需时日证明自己。倘若深究，问题可以归咎于几方面的因素，但最终的答案仍然不得其解。无论如何，为了扭转现状，人们正在将几个措施付诸行动。Tashkeel与the jam jar是基于松散的画廊模式的艺术机构，其目标是为本地艺术家的发展提供设施、教育以及机会；而Sikka艺术节则是一个由艺术家运营的小型艺博会，其目标是在“艺术迪拜”期间展现当地更原始的创造腹地。Sikka艺术节由迪拜文化及艺术管理局负责包销其展品，此外，管理局正计划将在迪拜河周边再建一片艺术区。Sikka艺术节的观众必然会见到刚刚离开学院（大部分位于沙迦）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关注的更多的是作品与自身环境发生怎样的碰撞，而非作品本身。国际学校教给他们不带口音的英语，让人以为他们的才艺源于极端特权阶层的出身；然而，他们对于本地历史、社会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深切关怀和感受则又使人认定他们是真正狂热的艺术实践者。

然而，这些年轻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尚处于襁褓期，观察者们无法据此对迪拜艺术的生态发展轨迹作出定论；艺术体系的商业分支依然是更佳的标尺。“灰噪音”画廊的总监乌默尔·巴特谈到：“中东地区，特别是阿联酋，是当代艺术领域的新手，显然它在向各种艺术运动和艺术活动学习取经，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此外，迪拜画廊的范围正在向前发展并超出‘中东艺术推动者’的局限，遍布迪拜的画廊的多样性就是明证。我们生活在谷歌世界，区域讨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

“更广阔的语境”或许能在艺博会的“国际艺术论坛”上有所感知，但在迪拜的展览和艺博会的活动安排中也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这个不太迎合同质化和国际大都市化的模式—它很可能塑造了像香港那样的城市—的地区中，迪拜依然位列第一。未来迪拜也许会张开双臂欢迎高古轩或白立方的进驻，但现在，它的发展令其表现出一种地方主义者的沉着自信，这也是迪拜虽然受困于沙漠却能兴盛繁荣的秘诀。 （由戴伟平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