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生活

“上有天堂”, 展览现场,2012年,北京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 墙面:《很多完全看不到的东西就在眼前》,2012年

“上有天堂”是周轶伦在站台中国最新展览的标题,显然令人会意到那句流传广泛的风土谣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展厅的进门处,一张几尽褪色的西湖美景在地面上展开,长卷之上平铺着透明的塑料膜,摆出诡异的欢迎姿态。背景中的千尺浮屠藏身于淡蓝的烟波山色,十几个初生的婴孩(或天使)漂浮在画面上—这些剪贴画大都出自于中学的美术课本之中。周轶伦对自己的故乡杭州表示毫不掩饰的赞美,也同时警惕着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的“天堂”,不愿被暂时的稳定与安逸所收买。

杭州与北京、上海这样的艺术中心保持合理的距离,周轶伦在这里创作之余似乎有些不务正业。他涂鸦、攀岩、玩自行车,甚至还是长板极限滑手,生活远比关在画室工作来得精彩,这位精力过剩的艺术家无法满足于仅仅突破题材界限而得到表面的自由,而不断尝试消解社会生活与艺术边缘的体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他却选择了一种近似非专业者或局外人(outsider)的语言表达方式—创作首先是出于一种本能,甚至是生活方式的习惯养成,与涂鸦一样产生于当下,并且直接作用于其展示的环境。这些特点从他2006年的作品中就已初显端倪。在展览“出去拼了!”系列中,喷漆绘制的对话框暴露了画中人与动物形象的内心剖白,没有宣言式的口号,更像是暧昧的小嘀咕;在2008年岁末的个展“你爽吗?”故意附庸了当时展览作品要“大”的歪风,煞有介事地制作了许多巨幅作品,强迫观众去欣赏画中令人尴尬的交配场景;2009年的“你来晚了!”更加混不吝,从摄影到细小的模型、大胆的拼贴以及从楼梯上倾斜而下的废弃纸箱,共同堆积出一种荒诞的社会景观。

相较之前的展览,“ 上有天堂” 算是周轶伦一次阶段性的汇演,他的想法总是如新陈代谢般不断被自己推翻又重新思考,某种程度上,这次展览是整合之前的经验与尝试。画廊提供了一个完全自治的空间,从作品挑选到布展完全交由艺术家独立完成。周轶伦注意到空间环境 对作品含义重组的可能性—明亮整洁的空间让垃圾也拥有被观看的有利条件。他试图用“坏画”的修辞方式安排展览的现场:大小不一的画被堆在一处,而大幅作品则依旧挤在“VIP”式的小空间中;作为画布重新绘制和编织的旧木床板组合成了一间临时的庇护所,可以让那些在开幕酒会上疲惫的观众稍事休息;那些散落在角落中被改造的玩具模型、在画面上、画布背后以及变形翘起的画框后的墙面上留下的文字似乎都是某种线索,不时地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美妙的食物》,2012年,布面油画,黑色喷漆,112 ×145.5 ×3 厘米

在周轶伦的绘画中,尽管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使用并不新鲜,但对他而言,作品的命名和在画面上书写文字的方式更像是国画家在画面完成后的题词。有趣的是文字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创作,不单是对画面的辅助诠释,更像是完成一首诗。那些命名幽默又狡猾,有时是坦白交代绘画的对象,有时则毫无关联。他承认,对作品命名常常沦为展览和出版而应尽的义务,但 对作品的命名永远都只是一种临时生效的名称,隔日再看,创作者又成了新的观众,每一次新的命名便是一次观后感。

非典型架上绘画材料的使用是周轶伦绘画中显见的特征,废旧材料、二手现成品、旧照片 、杂志画报和二手画框都成为了周轶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小东西用旧了都不舍得轻易丢 掉,日积月累积攒下数目可观的旧物,由此也养成了周轶伦恋物式的收集习惯。经济上正积极向电子商务基地转型的杭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淘宝城,大量的新旧材料廉价而唾手可得,在周轶伦位于城北的工作室外便是一个天然的素材库。他有意识地去收集这些“物”并在过程中体会材料:油漆剥落后的金属和木头,布满划痕与污渍的塑料都因为使用而产生了独特的质感,曾经装裱过奖状或家庭合影的镜框,被使用时已经带有了不知名荣誉和情感的附加值,年代久远的老物件甚至比一幅绘画更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他迷恋旧物本身所承载的时间痕迹以及自然呈现出的历史感,这种“旧”是无法复制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将这些二手的物看作创作的“地基”,借用它们特定的形态或颜色,在此之上延伸并发展出一件新作品。

他热衷于各种材料实验,甚至像是材料世界里的暴君,肆意地支配、堆积、篡改着各种各样的“物”,形成了个人化趣味的艺术情感表达。改装工具、制作模型、尝试不同媒介剂,对画报、杂志等消费图像的拼贴与涂改是周轶伦绘画中惯常使用的手段。网络使用大大便捷了对图像的获取,他也在创作中再度消费着商品化的图像,其旺盛的生产力恰好迎合了当下图像资源的过度膨胀;他用图像组合的实验品拆解来自政治正确性的招数,正是对艺术崇拜的反叛,也是对艺术改变社会能力的怀疑与挑衅。观众也许会惊叹于他的画可以如此无所顾忌、不负责任,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天马行空。

周轶伦对造型与材料使用的顽劣表现很容易被人贴上“坏画”的时髦标签,但“坏”并非百病包治,当朋克式的个人化的表演方式进行到陈腔滥调的地步时,破坏也成为了一种无效的姿态而已。周轶伦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有着良好的控制力,在他作品中流露出的“坏”更像是方法论式的训练有素。在周轶伦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对西方美术史上经典绘画范式的挪用,国画训练作为他的艺术启蒙,在其画面中似乎还可以捕捉到一些迹象。不同于“坏画”中的激进,周轶伦始终坚持着对一本正经创作的怀疑。他认为,相比做艺术的“艺术家”,那些身处其他领域却做出真正艺术作品的人才更值得敬佩。对他而言,生活永远是大于艺术的一 部分,而艺术永远低于生活。与其问“艺术能成为什么,艺术能做什么?”不如思考“绘画是否可以取悦观看”来得更加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