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光州双年展:圆桌

“第九届光州双年展” 展览现场,2012年

媒体对本届光州双年展的大部分关注点都集中在其6人策展机制上面,这6位女性策展人分别来自孟买、卡塔尔、东京、首尔、北京和雅加达,就其各自工作生活的城市和国家来说,这个地理图谱大致 涵盖了亚洲区域内最活跃的经济区及其主要都会,而女性及集体性这两项标签,又增加了这一选择的政治正确性—它如此之正确,以至于总是难免要激起人们对之会如何分崩离析的好奇心。

主题“圆桌”响应了双年展机制提出的大家要坐到一起的美好愿望,但本来可以更加精彩丰富的差异和冲突却无法在这种前提下得到充分的表演和发挥。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近年来热门的集体性概念只有在小规模的自发实践和实验当中才是可能的,而更复杂与庞大的机制,例如双年展与集体性之间却是难以协调共生的,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以策展人个体风格为主导的社会协作成果,而我们通过大部分双年展记住的仍然只是它的主策展人而不是它的策展团队。

由阿拉伯策展人WassanAl-Khudhairi策划的“重访历史”单元和由印度策展人Nancy Adajania策划的“出/入集体”单元很容易被放在一起比较,但是Adajania没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呈现和反思本地区丰富的历史和当代状况上却是令人意外的,在这个相对黑暗的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近年来被反复消费的欧洲中心主义中东视角;与之并置,印尼策展人Alia Swastika的“流动性对空间与时间的影响”单元则在这种亚洲式民主的沉重想象中揉进了某些全球消费主义的轻盈。日本策展人片冈真实在其单元“诸行无常”中选择了不少知名度较高的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为整个展览增添了视觉化、雕塑性的元素;而大量韩国艺术家的出现,包括光州本地的部分年轻艺术家作品的入选,则集中于首尔策展人金宣廷的 “亲密,自治, 匿名” 单元;“重回个体经验”单元来自中国策展人卢迎华,主题和相关作品的选择可以隐约看出其与刚结束的“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的关联和延续。由于每位策展人都在各自的主题前言下署名,因此整个观展过程就变得有点像一个“猜猜这是谁的选择”的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对作品本身的关注。总体上说,这些主题并没有跳出当今全球当代艺术 理论和实践的常规要点,与其说它们有着各自旗帜鲜明的立场,不如说这是一曲可能未必协调的多声部合唱。

文敬媛+全浚晧,《世界末日》,2012 年双屏高清有声录像, 13分45秒

光州双年展在全球范围内的被认知是与19805月的“光州惨案”联 系在一起的,这一事件不仅在韩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亚洲民主进程及其模式的一个重要案例。然而,对于 任何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对待这些创伤化的晚近历史都是一种挑战,韩国艺术家Noh Suntag在2000年时重新拍摄了光州纪念公墓中“光州惨案”受害者们的照片,这些照片日渐残损不堪,而英雄也逐渐成为化石,这件名为《忘却的机器I》的作品提醒人们当纪念本身成为一种媒介化的仪式时候,它真正的内容和历史可能已被彻底掏空。这也可能是本届双年展当中唯一一件对光州历史进行明确反思作品;整体而言,包括光州剧场、大仁市场等 理应对在地历史有更生动呈现的外围展场,都在作品的选择和实现上颇见不足,甚至沦为可有可无的概念装饰。

近年的各大双年展上都出现不少来自非艺术家身份的作者及其作品,而这些非艺术品与艺术品之间往往能带来一些新鲜的互文性,拓展我们对于艺术创作及其主体的认识,其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来自吕乐的影片《小说》。吕乐最为人知的作品是他被禁8年的处女作《赵先生》,《小说》是他的第二部作品。影片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纪实的部分是吕乐亲自邀请的11位作家和诗人围绕“诗意”所展开的一周的讨论会,而虚构的部分则是负责本次讨论会现场协调的一位年轻女性与她的前男友(这两个角色由专业演员扮演)的重遇,在影片的结尾,作家和诗人们被要求猜想这两人是否能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夜晚。这部影片中出现的作家和诗人都并非演员,而在影片的叙事当中吕乐又巧妙地将导演和被拍摄的作家们的两重意图和猜想交织在一起。这种创作上的双重甚至多重叙述在同一展厅中的其他作品,包括美国艺术史家高居瀚对中国早期绘画的评述,以及由鲍里斯·格罗伊斯策划的《历史之后: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科耶夫》中都有所体现,在相当程度上为“重回个体经验”这一主题提供了多元化的注脚。

在参观本次光州双年展的过程中,笔者还误打误撞地旁观了光州双年展大奖的评审过程,评审团的主席是上届光州双年展的策展人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其中艺术家成就奖颁给了文敬媛+全浚晧两位,他们第一次合作拍摄的双屏录像《世界末日》已经在今年的卡塞尔文献 展当中展出。千年之后,世界末日的精致审美总是可以跨越文化和国界,评审们则认为影片的制作达到了美术馆收藏的精良水准,在一个双年展当中,由两位著名的韩国演员李政宰和林秀景主演的影片也将吸引大量的本土观众。类似奖项的评审标准再次印证了大部分双年展有关全球化和本土民族身份之间矛盾重重的出发点,而这些不断试图在体制上创新的展览却很难挣脱这一出发点本身所带来的约束;然而,在从不间断的争端和矛盾之中,展览仍然是一次坐到一起的契机。 蔡影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