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惯例下的狂欢

胡昀,《我们生产什么?》,展览现场,2012年
胡昀,《我们生产什么?》,展览现场,2012年

捕捉:以OCAT 出版为主体的思考|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 当代艺术中心为例

2013年1月26日,适逢OCAT八周年之际,由方立华、李荣蔚策划的“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和由比利安娜·思瑞克策划的“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例”两个展览同时开幕。

以出版为视角,“捕捉”试图勾勒一条OCAT八年实践和探索的线索。不过,展览并没有沿袭惯有的文献罗列和脉络梳理方式,而是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新问题。如方立华所说的:“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是不断地给自己提问,同时又尝试尽我们所能地去回应这一系列问题的过程。”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本身无疑更值得探讨。

且不论出版对于OCAT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单就展览而言,这样的角度不算陈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不乏现实针对性:出版在艺术生产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当代艺术出版自身的转向及其困境何在?出版本身作为一种主体性实践在当下何以可能?……对于这些问题,展览并没有机械地给出相应的答案,而是通过对既往艺术实践、展览策划、批评写作、艺术史叙述及思想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提出诸多“新问题”:文本与图像的关系是什么?出版物与展览的关系是什么?出版物与研讨会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作品和课题研究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研究?“翻译”的角色是什么?“对话”在研究中扮演什么角色?艺术史研究的基本途径是什么?“可视性言说”能否成为一种写作方式?出版物如何呈现影像?……有意思的是,在部署展览的时候,策展人并没有刻意建构某种线索和框架,而是将所有的追问置于一个平等和弥散的向度上揭示并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些问题之间我们找不到严格的逻辑关联,它并不是一个有机的视觉结构和话语系统,而更像是格罗伊斯所谓的一部公众可以自由介入和游荡的知识装置。

如果这些出版物本身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次次捕捉的话,那么,此次展览是通过出版物这一角度和方式对于OCAT历史的一次再捕捉。不同的是,这里的历史没有目标,没有答案,没有逻辑,所积攒的只是散碎的一些思考和问题。借用福柯的说法,“捕捉”是意在探寻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句法系统。它一方面建基于黄专策划、主编的系列展览和出版物,另一方面又区别于黄专的思路和实践方式。虽然,“捕捉”一词本身也是源自黄专在访谈中所言,但这样一个句法系统明显不同于他(或许是曾经)的历史观和知识观。毋宁说,作为一种可能的历时性叙事的历史在这里被压缩于一个可以不断提问的共时性论域中。

“惯例下的狂欢”展览现场,2013年,OC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
“惯例下的狂欢”展览现场,2013年,OCT当代艺术中心,深圳

展览邀请了刘鼎、秦晋、邱黯雄、舒群、王俊艺、徐坦、周力七位艺术家参与实践,以作品的方式呈现问题及其历史的针对性。不消说,这样一种方式本身即具有一种生产性,准确说是一种再生产性。矛盾的是,整体逻辑和结构固然开放,但因过多的文本和影像,特别是相对统一的展示设计,使展览显得过于机械和生硬。除了周力的“记忆的碎片”外,其他几位的实践某种意义上已然被展览整体的视觉叙事所吞噬,甚至还没有从既有的叙事中摆脱出来。

无独有偶。由比利安娜·思瑞克策划的“惯例下的狂欢”同样以OCAT为例,邀请蔡影茜、郭瑛、胡昀、李然、刘诗园(包括比利安娜自己)等六位艺术家和策展人分别从OCAT艺术家个案研究、“图书馆OCAT”项目、机构与公众、个体实践与展览、机构与收藏、惯例与生产等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机构、艺术与策展实践之间可能的一些共通问题。比利安娜邀请蔡影茜、郭瑛两位策展人参与,且作为本次展览策展人的她同时也是参展艺术家,这样一种身份的自由转化,不仅是为了深入对话和交流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此打破了“传统的‘机构—策展人—艺术家’之间的僵化的主客关系”,“使各方在艺术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平等的参与者”,“都能在实践中不断‘自省’”。

知识生产贯穿着六位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实践。这些实践植根于OCAT的实践,基于此,尝试提出新的问题。在蔡影茜看来,重访黄专关于隋建国、汪建伟、王广义、张培力、舒群、谷文达和徐坦等七位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历史,其实也是为了重塑将来。因此她是在黄专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叙事。比利安娜认为,对于机构而言,关于收藏的探讨实际上是为了向传统的阅读和艺术史叙事提出挑战。刘诗园意在重探图书馆、艺术机构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郭瑛思考的是机构、艺术家与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她们真正关心和期待的则是公众如何通过主动参与,重建一个新的平等体制。当然,强调机构和公众,并不意味着将艺术家彻底让渡出去,李然以对话的方式所反思的正是个体实践与机构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壁垒和困境,及其可能衍变为个体自我认识的某种障碍。

知识生产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普遍性的共识。无论出版,还是机构及与之相关的展览实践、艺术实践,所有的讨论都回到知识生产。然而,我们似乎很少去追问何为“知识生产”、何为“知识”、何为“生产”。换句话说,如果知识生产本身无可厚非,那么何以证成所产知识?胡昀的实践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在生产什么?或许,只是一堆“遗留物”而已。更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还需要生产吗?”

同样矛盾的是,对于如此冷静的思考和实践,命名“狂欢”似乎言过其实。有时候,凸显张力反而会悬置或放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