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艺术博览会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博览会本身。自开幕酒会伊始，甚至更早些时候，当地的艺术及文化组织就会像旅鼠一样闻风而动，筹备各自的活动— 假如一场艺术博览会没有配套的系列活动及展览，便称不得是真正的艺术博览会；而对于一场完整的艺术博览会来说，在全城展开“艺术周”俨然成了必备环节。同样地，在博览会现场召开“碰头会”或“专题研讨会”也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中一部分难免流于形式，这情有可原—这些活动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也许已沦为了隔壁会议室金钱交易的装饰品。好在，迪拜艺术博览会的年度讨论和系列演讲活动漂亮地抓住了“艺术”之精髓，不再墨守成规，坚持其崇尚思想的自然本性。

第七届国际艺术论坛（GA F）以“其意即此”为主题（这显然受到了上届论坛的产物—拉腊•考迪所著的《阿拉伯艺术词典》的启发），致力于打破常见的策展或双年展机制。本次论坛的主题核心是“此”，这个“此”寓意广泛，却并不包含当代艺术。伊斯坦布尔评论家H•G•马斯特斯和2012年论坛总监舒门•巴萨都遗憾地表示，在“国际艺术论坛”一词中，“国际”和“论坛”之间的那个词竟然在所有计划内容里都缺席，其中的“三分之一名不副实”。作为对“名不副实”的确认，《新调查》的编辑麦尔彦•蒙娜丽莎•加拉维走马上任，在本届论坛的六天时间里，被邀请的艺术家、音乐家、博物馆馆长、战略家、作家和思想家们探索了“艺术”之外的“词汇、术语、陈词滥调以及误读”—其中的主题包括遗产、传记、免税自由区、曲谱、地区、学术文风、广告、关于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小说、中东和北非地区（中东紧张焦虑症）、新生词汇。仅此一项便体现了国际艺术论坛傲视群雄却又值得称道的秘诀。语言通常因被动接受而形成，新的字典词条则诞生自全民的共识认可。如同当下的艺术家、策展人和机构，它们存在的必要性需由使用的频率来衡量。2013年国际艺术论坛并没有介入现有的艺术系统的机制，而是通过创造词汇的方式，来积极促进新词条的产生。

查尔斯•亚森•亨利是一位活跃于伦敦的编辑、作家及“白盒子黑盒子思维机构”的创始人。虽然没有具体地“ 指名道姓”，在演讲中，查尔斯还是笃定地指出了对迪拜艺术博览会模式的理论思考。受德勒兹启发，他提出了一种对友谊的概念性描述：即“产生思想的一个条件”。在这个模式里，“朋友”这个词本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朋友间的互动。迪拜艺术博览会与国际艺术论坛便是一对恰当的例子，即让市场和知识分子如同好友一样和平共处、互惠互利。迪拜艺术博览会受益于国际艺术论坛带来的灵感、合作和尊重，而国际艺术论坛也从主办方的成功中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在实践中，这两者在功能上仍保持彼此相对的独立。（艺术）讨论和（艺术）销售二者的结合，体现了类似于失散多年的恋人对重逢的顾盼之情。（当然，前提是有比现今更多的严谨知识分子实实在在地活跃于艺术市场本身中。）

我们假设艺术博览会代表了艺术世界的心理状态。弗洛伊德将潜意识比作一个剧院，我们的内心世界以夸张的戏剧的方式在此上演。在朱美拉古城度假酒店，迪拜艺术博览会带来了高文化内涵的商品，并将其美轮美奂的一面精确地展现，资本主义的欲望也得以锻造。同时，在堡岛，德勒兹主义（与弗洛伊德不同，德勒兹将潜意识比作一家工厂）认为艺术博览会论坛如同维护机械，除了焊接之外还需要润滑油才能运转良好：换句话说，既要承认艺术产业以外的文化，同时也要承认这些文化和与其相关的事物（例如，关于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小说）对艺术产业的影响。在所有被邀请的嘉宾中，所谓的艺术家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艺术产业以外的人：如政治学家、译者、小说家、考古学家等等。对世界和艺术家而言，这些人拥有与策展人、评论家相同甚至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为了能让在当代艺术产业活动影响下的其他领域表达真实的呼声，国际艺术论坛不断重复着自己特有的开场白：“语言领先于现实……有时却又恰恰相反。”

作为国际艺术论坛对重新“谱曲”（包括作曲、涂写、记录）的致敬，声音艺术家兼作曲家塔雷克•阿图伊概述了阿拉伯音乐写作的简史。阿图伊解释道，他的演讲中最核心的主题是阿拉伯音乐从私人庭院到公共空间的传播。（在第十一届沙迦双年展上，他进行了一场户外表演，距离长谷川佑子营造的庭院距离不远。）当留声机第一次在中东出现时，当地的音乐家对是否接受它感到犹豫不决。当时，为了完成一场演奏，众多乐师需齐心合力地进行长达数小时辛苦表演，这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传统中。为了适应录音，他们的表演不得不压缩到三分钟内甚至更短。经过长期但可理解的斗争与纠结，这些艺术家最终屈服于媒体带来的好处。也许他们正逐渐意识到对于音乐来说，就正如同对于辞藻来说一样，只要好好地加以组织，三分钟便能够得到更广泛和有效的传播及欣赏了。

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东地区的音乐家们汇聚于开罗。这次集会的议题—乐谱的标准化—再次让这些音乐家们感到忧虑。然而，一旦每个人都采取了标准化的曲谱，新的合作和创造的可能随之诞生。可以说，就像资本投资从未触及艺术的真正内涵一样，与艺术相关的严肃批评也从未涉猎艺术博览会。国际艺术论坛暗示了另一种标准化的可能性—在思想上至少能切实地支持艺术博览会并引发共鸣。

举一个这种“共鸣”的具体例子：在阿图伊的演讲结束一个小时以后，萨克斯演奏家、作词人及音乐家安德烈•维达用了不到两分钟以一种乱跑乱叫的狂野方式诠释了阿图伊长达44天的节目《内部》。这场纯粹的疯狂表演已超越了博览会自身的内涵。它反映了国际艺术论坛对文化活动的态度：当代艺术世界固然可以独善其身，但更理想的是，它能诚心诚意地包容其他一切多元文化。

非物质性的文化活动必定是短暂的，但这些活动的产物却并非一定如此。除倡导博览会和论坛相结合之外，迪拜艺术博览会和国际艺术论坛似乎决心为后来者创建一个模版。如同对乐谱的改造一样，作为另一种标准化的尝试，它可能将（艺术）世界变得更美好：与激进、集中而难以商品化的乐曲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一道，那些不只关注表演、也为了随后出版乐谱的资助人同时得到了商业上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