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昀:搭疯人船旅行

《无题》,2012年,装置,幻灯片投影,彩色正片
《无题》,2012年,装置,幻灯片投影,彩色正片

胡昀有条理而自制,不动声色,看似站在疯狂的反面,而他愿意用福柯对“疯人船”的意向来说明自己的工作方式。中世纪用永不返航的船放逐疯人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清净他们的来处,另一个含义则是在朝圣途中寻回他们的理性。借用在艺术家身上,他的工作方式便是让无数念头在头脑中航行,在一条时隐时现的边缘线上浮沉,偶然靠岸,似乎也作一种自我的精神分析。2008年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毕业后,胡昀选择留在生长的上海,以规避教育、圈子、市场导向的注射。尽管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仍可以看到总体艺术工作室人类学工作方法的影响—多从调查研究出发,并按照个人化的情感及历史观对原始文献、视觉材料进行提取与重新组合,带有明显的介入式特征。胡昀主动警惕着这些方法论,而将其创作的过程作为艺术家的自我策展,他擅长于调动来自不同人和历史的经验,将以往生产过的材料纳入进来,也就是说,无法孤立地去看待胡昀的每一件作品,每一个项目都享有共同的话题,他们都是有所预设、彼此关联的。

2010年,胡昀受邀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GASWORKS针对博物馆的收藏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此,他注意到一位在1812-1831年间旅居中国的业余自然学家约翰·里弗斯先生,他曾委托中国的画匠们绘制了两千多张关于中国自然物种的水彩画,关于他本人的资料有详尽的记载,而画匠的身份姓名却未留有只言片语。里弗斯身份所代表的近代中国和殖民历史是胡昀始终感兴趣的话题,他对这种被“选择”过历史产生质疑,由此创作了《记忆的纪念碑》。胡昀用两块规格相同的木头纪念碑重新为那段历史正名—一块上刻着里弗斯先生的生平简介,另一半则倒放着胡昀和其他名字被不断擦除的录像。与此同时,艺术家将一张自己在入驻期间完成的水彩画无偿捐赠给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与约翰·里弗斯的收藏一同保存,并要求同样不具姓名—艺术家的自身成为了记忆未来的延续。

在第四届广州三年展中的作品《神秘花园一 里弗斯的雉鸡》,利用作为自然学家的里弗斯进行了语义上的游戏。雉鸡这种中国特有的物种的英文译名中就被冠以了里弗斯的名字,同时这一动物也喻指对东方的浪漫而神秘的想象(“中国人喜欢奇形怪状的东西……”)成为贯穿全展挥之不去的魅影。艺术家对自然历史研究进行了艺术化的回应,将近代文明导入一座神秘的花园。

《轻拿轻放》,2013年,展览现场,上海艾可画廊
《轻拿轻放》,2013年,展览现场,上海艾可画廊

胡昀将创作与展示传播归为一个总体,从作品信息来源的处理,到对展览方式的设计都像是一位策展人的工作。在歌德学院的“惯例下的狂欢”展览中,胡昀再次以博物馆为讨论中心,并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呈现了个人项目“我们的祖先”。与卡尔维诺同名小说的三部曲一样,在展览中存在的角色彼此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是建立中国首家私人博物馆的实业家张謇(1853-1926),近代中国精英文化的代表,他的身份可看做机构的扣题;另一位则是生于1925年的上海老人(胡昀的祖父),他经历了张謇所期盼的近代文明变迁;而通过一束光亮在场的艺术家,将自己的照片投影在观众的身上,寻找着自己(年轻人)的位置。

胡昀在艾可画廊的最新个展“轻拿轻放”的背景来源于两段与命运相关的旅行。展览中一张用机器刺绣的路线图上,那些抽象的线和点记录的是1908年到1909年外国科考队在中国西部一次不成功的考察。考察队伍中包括近代史中的传教士、自然学家以及殖民者,某种程度上,他们并非是单纯的旅行者。最初他们计划从太原出发穿越陕甘,经由西藏回到四川,顺长江而下回到上海,最后返回美国,然而却因为一位成员中途的离奇死亡而被迫在三分之一处中止。展览现场敞开的古董手提箱,一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纪念碑)的拓片,以及一枝风干的牡丹花都是对这段历史存在的祭奠。另一部分中,胡昀整理了与祖父的几次交谈,就其中一段青年记忆返回了祖父的故乡,重走祖父描述中的场景,沿途拍摄的旅行照片用投影仪在现场逐帧放映。

胡昀将不同时空中进行的探险和旅行放置在一个多层次的叙事框架中,对历史材料进行了直接挪用并重新整合。代表西方现代文明的“穿越陕甘”历险与祖父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一次“逃离”相重叠,并制造了历史的再次延伸。为避免其中具体的指涉,艺术家在满足最后呈现的完整性基础上对故事蓝本做了割舍。作为对两者的补充或干扰,胡昀还在展览中加入了口述的部分。在转角空间中触动按铃,画廊的工作人员便会向你讲述一个由胡昀杜撰的“童话”。胡昀通过综合运用现成品、文档及照片等元素,向大家展示了个人的经验、故事与历史事件和当下语境的不可分割,过去与现在、个体与公共始终相互影响着。

私人化情感和他者的记忆糅合成为胡昀近期展览的底色。胡昀祖父的记忆作为素材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展览项目中,然而在处理这一部分时并非是简单的异位,胡昀在其中看到了更多面的自己,同时为脚踏无地的一代人寻找历史的依托。艺术家在其中寻找建立自身与历史的连接的角度。这与藤原赛门将个人历史与人类历史片段结合带有某种相似性,其中对殖民历史和西方文化控制的指涉比之傅丹的作品显然要温和的多。胡昀并没有采用唯物主义实证的方式去碰触近代殖民史与革命的话题,他藉由人物展开各自不同的历史,那些看似有意义又无意义的联系,如同小说一样,被叙事赋予了合理性。

尽管胡昀的作品始终为观众留有重要的位置,但如不具备对故事背景的了解,除非如侦探般仔细观察和推理才能牵连起其中的细枝末节,便很难领会到其中的现实意义。而胡昀则更愿意做这样的测试,他主动设置入口,作为一次邀请,希望观众用个人的经验去建立作品间的联系。因此,想要读懂这些隐匿在黑暗中的闪烁记忆,或许更好的方式是与他一同登船,在无限接近胡昀精神王国的水路上,如疯人般颠覆逻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