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维·塔卡拉

《真的白雪公主》,2009年,录像,9分15秒
《真的白雪公主》,2009年,录像,9分15秒

获得本年度Emdash奖(该奖与弗里兹基金会合办,专门颁发给新艺术家)的芬兰艺术家皮尔维·塔卡拉决定将一万英镑奖金中的绝大部分捐给东伦敦蓝领社区Bow的一群儿童,让这些东区青少年中心俱乐部的成员共同决定这笔钱的去向—无论是买一匹小马、集体旅游,还是买成吨的糖果,重要的是他们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更没有成人的干预。孩子们提出方案,进行投票表决,然后接受塔卡拉的录像采访。项目最终定名为“委员会”,并在2013年十月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上作为录像装置展出。如果读者好奇的话,孩子们最终决定设计自己的豪华闭合式充气蹦床。通俗一点讲,就是一座五星级跳跳屋。

“委员会”固然与艺博会的戏剧效果十分契合,却完全没有常见的艺术家虚张声势或漫不经心的做派,至少比汉斯-彼得·弗雷德曼2010年在古根海姆展出的十万美元Hugo Boss奖金、或莫林·卡朋特在费城艺术学院展出的价值四千美元的购物袋更富有深意。在艺术博览会的语境中,塔卡拉预见性地认识到Emdash一类艺术奖项、讲座和电影放映活动在伦敦弗里兹这样的艺术品商场中扮演的角色— 无论是先锋录像、启蒙性质的座谈会,还是酷炫的艺术家委托制作,都不过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白色帐篷中发生的六七位数的惊人交易上移开。塔卡拉构思方案时的思考方式在这个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艺术世界中实属罕见。她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令金钱为我所用”,而是“如何把这笔钱从艺博会语境中剔除”,以及“这笔钱应该给哪些最缺乏权力的人”。儿童便是无权者中最无权力的群体之一,他们没有自主权,时刻需要成人监护并为其承担责任。把数额巨大的金钱交给他们意味着提出儿童是否应该为自己和他人做重大决定,成人是否应该介入,以免孩子们挥霍有价值的资源等等问题。“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儿童、金钱和阶级问题混在一起制造丑闻。”塔卡拉在最近一次与笔者的电话采访中打趣说。(但她真的只是开玩笑吗?英国和弗里兹艺博会最不缺的就是阶级问题,这一点不言自明。)尽管丑闻和浪费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孩子们却想出了一个极富智慧、自给自足的模式。他们还计划把跳跳屋外租,使其成为未来潜在的赚钱机器。

塔卡拉的作品以录像装置为主,但她对资源再分配的关注和艺术世界权力结构的质疑使她的创作与机构批判一派产生关联,尤其是汉斯·哈克批判当代艺术赞助体系的作品“系统运转”。在此,公司金融资本被用来赞助艺术家,从而为公司带来象征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塔卡拉希望把奖金从艺博会语境中剥离出来,说明艺术家极少掌握象征性资本之外的金融资本,而把钱送给孩子们的决定更像是对系统伸出的中指,同时也是对金融资本只能被有责任能力的专业人士—通常是白人男性—控制这一观念的挑战。她对权威的讨伐令人想起安德烈·弗雷泽以“简·卡索顿”为名的行为作品。弗雷泽在其中扮演一位有闲阶级的全职太太,并以博物馆向导的身份谈论当代艺术。

“2月28日,电梯一日”  录像投影, 7分18秒 《培训生》部分,2008年,装置
“2月28日,电梯一日”
录像投影, 7分18秒
《培训生》部分,2008年,装置

更有“科学精神”,类似业余社会研究,而艺术家不断在作品中扮演不同角色。以2008年的项目“培训生”为例,塔卡拉在其中扮演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赫尔辛基分部雇佣的市场部培训生。在最初的两周半中,她像任何一个正常的新雇员一样勤奋,有效率地完成规定工作,但没过多久她就开始违反职场规则:她不仅不工作,甚至拒绝假装工作,却整天乘电梯上上下下,或坐在空无一物的桌前发呆,宣称自己在做脑力劳动。艺术家的同事们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并开始向上层汇报新同事的怪异举动。一位同事在给经理的便笺中写道:“我们的培训生现在在离食堂最近的电梯角落里,跟其他人一起上上下下。这件事大家已经猜测很久了。我们就不能让她走人吗?她明显精神不太正常。”塔卡拉曾盯着德勤事务所税务与法律部的墙壁看了整整一天,还花了一天时间试图说服咨询部门的同事用计算机工作太不健康,用大脑工作要好得多。幸好这一项目得到了完整记录,我们也从中获得不少娱乐:由赫尔辛基奇亚斯玛当代艺术博物馆做中间人,塔卡拉获得了德勤公司的合作,在办公室各处安装了隐蔽摄像机,取得的素材最终以包含三部录像、办公室用品和幻灯片展示的装置形式展出。

塔卡拉在巴黎迪士尼乐园扮演白雪公主的作品与“培训生”同样滑稽且令人不安。扮成白雪公主走进游乐园时,塔卡拉得到的是一片欢呼和赞美(“ 她真美!”或“她真好!”),她也愉快地与孩子们交谈,给他们签名。不久,一位说着生涩英语的保安走过来,告诉她必须更换衣服,否则就要离开公园,因为她不是真的白雪公主。(讽刺的是,塔卡拉坚持说真的白雪公主不过是一幅画。)在此,艺术家再一次指出人们与不符常规的人打交道时遇到的尴尬、未知的领域,而这也是她创作的核心所在:当某人的行为逾越现存社会规则时,我们必须发明新的行为规范,从而对生产和维护社会规则的系统进行思考,而这些系统常常承载了我们的异化感和挫败感。看似喜欢挑衅的塔卡拉宣称她并不享受制造这些令人尴尬的局面,甚至会对社会排斥产生强烈的接触反应—她提到自己需要整整两周时间来平复德勤项目带来的精神创伤。当我们这些人乐于把艺术世界变得更加与世隔绝时,塔卡拉则深入人类存在中那些并不那么美妙的缝隙,在黑暗中探索我们建立社会规则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