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有灵

莱恩·利耶 , 《突色拉瓦》,1929年电影, 35毫米胶片转16毫米胶片, 黑白、无声, 10分钟
莱恩·利耶 ,
《突色拉瓦》,1929年电影, 35毫米胶片转16毫米胶片, 黑白、无声, 10分钟

作为一个展览, “万物有灵”最初由欧洲输出, 在非常有限的经费预算下, 它被引进中国并首次在亚洲呈现。表面上,德国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从美学及人类学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共识体制的反现代性议题。从参加1989年“大地魔术师” 展览至今, 中国的艺术工作者更倾向于通过追求差异化的身份政治, 从而在全球艺术体系内获得一个席位。由于联想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呼吁超越差异, 寻求同一性, 这个展览及背后的机制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

“万物有灵” 把对主客体及平等的讨论从传统的人本主义扩展到灵媒、生命、无机体和人造物的领域。无论是讨论少数族裔及原始文化的作品, 如早期先锋主义艺术家莱恩·利耶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萨摩亚土著的电影《突色拉瓦》(1929), 莱昂·费拉里讨论基督教迫害异教徒的纸上拼贴系列《罗马观察报》(2001 – 2007), 还是以自然物为媒介的神秘体验的作品,如亚当·阿维凯宁的深圳驻地项目《芒-果, 菠-萝-蜜》(2013), 讨论人工合成物、新技术与灵媒关系的作品,如达里亚·马丁探索 机器人装置与舞蹈演员身体互动关系的《软材料》 (2004), 都反映出一种普世主义的基础价值。

普世主义强调超越国家、宗教和个人的普遍事实和认知。在e-flux的一篇访谈中,弗兰克以20世纪6 0年代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目录》为例, 谈到了普世主义对自身实践的紧密关系。布兰德在今天更多被看成一位关注生态问题、全球城市化的环保主义者。但在20世纪60年代, 他发起公开NASA卫星图片的运动, 曾印制了一批“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地球全景” 的徽章。这一口号以及蓝色地球图片更多被官方运用为一种政治术语。因为看不到的处于阴暗部分的地球, 明显指涉的是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1947年, 针对土耳其和希腊危机, 美国施行的杜鲁门主义,开始明确将“普世主义” 作为政策, 目的是帮助任何遭到苏联威胁的自由国家。这一主义从而取代以地域价值为核心的门罗主义, 成为冷战时期西方的主要意识形态。布兰德的蓝色星球概念, 就和当时流行的加利福利亚生活方式一起, 被美国政府用作对抗苏联的宣传工具。

冷战结束后, 当全球化开始真正实现时, 普世主义得到持续发展。“万物有灵”理论的回归便是它的新发展: 它把平等理念从人这一主体扩展到自然、 宗教, 乃至无生命体, 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 这种普世主义和平等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和伦理诉求。

比如, 2008年, 厄瓜多尔颁布人类第一部将自然界纳入法律主体的新宪法, 规定河流、山峰、石头和海洋享受与人类一样的法律权利。这个事件被巴西建筑师保罗·塔瓦雷斯制成电影装置, 在展览中也得到呈现。厄瓜多尔的新宪法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万物有灵观念。听上去, 它如同童话一样美好。但是, 现实世界不是童话。随着宪法的颁布, 厄瓜多尔加强了大型国营公司对自然资源的控制, 外国资本被削弱, 本国对石油、煤矿的股份占有权增强了。在经济和政治的读本中, 厄瓜多尔的新宪法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色彩。幸亏, 在近五年的发展中, 厄瓜多尔的新宪法推动了积极的经济增长。但对于那些工业体系更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比如中国、巴西、印度,这种平等的权利诉求却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它们还没有在全球化的经济生产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万物有灵”在一个特殊时期被演绎出来, 和其他哲学理论一起, 可以看成欧洲对自身危机的反应。这种危机产生于现有体制的脆弱性及滞后性。 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文明成果被视为一种霸权, 也被视为一种积重难返。欧洲不得不为自身秩序结构而并发的各种危机寻找一支解药。这就要求他们既需要寻找外部资源借以利用, 又需要反观自身进行反思。“万物有灵”的所有表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过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超越现代性成为欧洲的一种内在需求。这种目标催化了“万物有灵”的提出,也决定了它的多元主义和去中心化的本质, 是追求一种更为广泛的世界的联结。平等是一支润滑剂, 也是一块护身符,至少从道德层面上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拥护者更倾向于提出和建立一个匀质和平面化的世界市场, 但问题是, 这个市场里的生产等级秩序并没有因为平等的提出而消除; 在政治上, 身份政治的差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取消。因此, 抛开了社会和经济谈平等, 缺乏可行性, 实际情况是, 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具有压迫性的。

可以说, “万物有灵”作为一种危机理论的提出, 最大的意义在于给我们这些另一个系统的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定位。起码在文化上, 我们老是在极度的自傲和自卑中摇摆不定, 难以平衡, 我们善于展示自己, 但缺乏反思的意愿。同样, 欧洲在危机下的种种反应, 也不是说明他们就要崩溃了, 这只是他们的一种传统而已。从现代精神启蒙开始, 欧洲就不断面临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感和焦虑感正好得益于现代性的思维结构: 一种对抗性和反思性的生成机制。从这一点来看, “万物有灵” 仍然是这一机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