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或突围: 新加坡独立艺术空间的政治性

艺术家村第二次开放工作室行为表演,1989年。
艺术家村第二次开放工作室行为表演,1989年。

政府主导国家文艺发展,在二战后宣告为独立政体的东南亚诸国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面对软性集权或是寡头政治,对于生活在东南亚的艺术实践者来说,要在这种经济、治理、全球化、认同层层交媾的网罗中保全创作的自主性,很多时候都意味着某种无可避免的政治性决定。

东南亚艺术史家诺拉·泰勒曾说过: “艺术阐述着地方,然而处于在那些后天建构出的地理认识状态下,当地方意图强行加诸于艺术或利用艺术时,艺术就是地方。”泰勒所指的“地方”带有双重意象,不论是概念性的或是具象性的“地方”,艺术有着体现某个场域生存状态的能力——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主流论述都试图拢络艺术这种独特地阐述能力,统一的国民族空间的叙事,导致了地方认识论的角力;另一方面,所谓的话语空间关注的是艺术在特定的语汇下产出,这个产出同时是物质的、事件的、偶然的、时间的凝结,是瞬息式的社群关系。

Shubigi Rao,“有用的小说”,2014年,灰色计划空间
Shubigi Rao,“有用的小说”,2014年,灰色计划空间

对新加坡来说,艺术家自主表述与新加坡国家表达的两方角力,或许可溯源1976年左派整肃事件,大量的艺文工作者及知识分子都以触犯国家安全法的罪名遭逮捕入狱,其中包括电力站的创始人郭宝坤。然而,2000年新加坡政府的新闻通讯艺文部发表了一篇名为《文艺复兴之城报告: 复兴新加坡文化与艺术》的施政报告,用庞大的资金以及资源的整合,将艺术白纸黑字地汇整进国家意识形态模块中。难以想象的是,新加坡审查委员与《文艺复兴之城报告: 复兴新加坡文化与艺术》同隶属于新闻通讯艺文部的管辖及执行部门。虽然,2012年新闻通讯文艺部已进行改组,并将主导文艺发展的国家艺术理事会转由社群发展青年体运部管辖,政府对于将文艺工具化表现的意图有增无减。

新加坡艺评人李永财为古根汉博客撰写《公众、知识分子、新加坡》提到:“与其将新加坡的公众理解为唤起某种反智意象的一般大众,我主张将公众理解为一个开放且多变的空间,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彼此个别且独立的发言,那不仅是多元且截然不同的。”或许,下文提到的体现着不同定义的独立艺术平台,多少能够作为某种逃逸或突围的战略手段,在保全艺术表现自主性的同时,也探寻着重构市民社会存在的另类可能。

李文创办的“独立档案库暨资源中心”
李文创办的“独立档案库暨资源中心”

1988年,唐大雾在新加坡北部三巴旺区的农场设立了工作室,这便是新加坡“艺术家村”的起源。很快,唐大雾邀请当地的年轻艺术家共同使用这个空间,并于1989年举办第一次开放工作室展览,展览中的这数十位艺术家正式集结为艺术家团体,并以“艺术家村”为团体命名,第一批成员其中包括了唐大雾、王良吟、廖芳炎,以及李文 与 许元豪。按恩威佐对于艺术家团体的分类架构,“艺术家村”趋向“网络性的艺术家体”中弹性以及非固着式的隶属关系,着重计划式的合作而非共同创作式的联盟。“艺术家村”至今仍是新加坡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极具影响力的一股话语力量。

相较于以甘榜(kampong,马来文之郊野村落)的物质场所集结实践者形成的“艺术家村”,1990年初由苏西·琳函协同苏珊·维克多主导的“第五通道艺术空间”,成为新加坡第一个不依赖政府补助营运的艺术空间,在商业大厦的闲置空间内开启了一连串跨界的实验性文艺讨论及活动。虽然不幸于1993至1994年之际因“艺术家联合大会”事件戛然而止,引发新加坡政府于后续近十年停止核发行为艺术演出执照之余波,然而,第五通道艺术空间流星般的存在,仍指向艺术圈对替代空间在培植跨界或复合媒材创作中讨论辩证的需求。

2003年,承袭着对空间独立与艺术性并存的诉求,20世纪 90年代求学于英国金匠艺术学院的云天伟与服务于新加坡首座当代实验艺术空间电力站的张绿庭(同属“艺术家村”第二代),延续了艺术家团体的合作模式,与另外三位艺术家组织了P-10策展团队。在承租下私人空间后,陆续举办了讲座及各类展览表演,两人于2007年于小印度区罗威尔道一栋1920年代的店屋创立“Post-Museum”,营运上依赖作品及其他商品的出售、空间租用以及捐献来支持,回避政府补助对于经营理念可能造成的影响。张绿庭强调“这是个艺术空间和社区中心,当然一定要提供饮食来吸引艺术家和公众”,这种对于公众层面的着重,正也是回应新加坡政府“文艺复兴之城”计划中对以社群主导的文化发展活动的忽视。2011年,位于罗威尔道的实体空间由于资金问题画下句号,但Post-Museum仍然持续他们对公众议题话语空间的坚持,2012年以来以关注文化遗产为主要工作重点,结合艺术家及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发起了“醒世龙”的龙窑挽救,及保护“武吉布朗”的这座葬有不少“同盟会”革命先烈的墓园,两项持续性地社群组织运动,并且得到社会大众的联署支持及行动上的参与。

第五通道艺术空间,艺术家联合大会活动现场,1989年。
第五通道艺术空间,艺术家联合大会活动现场,1989年。

由艺术家、策展人黄汉冲于2009年左右经营至今的“灰色计划空间”以及艺术家李文于2012年成立的“独立档案库暨资源中心”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回应了独立之于新加坡艺文生态圈的意义。“灰色计划空间”发源于黄汉冲当时自家的客厅,当时应塑胶动力虫出版刊物《载具》之邀返回新加坡进行交流驻村项目,然而由于计划的无疾而终,黄汉冲索性自行在自己家里发起展览活动,目的是要提供一个艺术家相互交流对话的空间,希望在灰色的中性意向中寻求各类媒材跨界的合作可能。除了在推动国际艺术家交换的计划之外,这种跨界精神也反映在“灰色计划空间”成立艺术书籍独立出版的品牌Pulp以及“8-8-80”年度印刷画作编辑计划。2010年,“灰色计划空间”落户中峇鲁的店屋二楼,并且发展成图书馆、展场、驻村工作室等复合使用的艺术家聚会空间。

“独立档案库暨资源中心”是艺术家李文长期以来的理想,身为《畅想未来》的发起人及多个行为艺术家团体的成员,李文一直希望能打造一个记录并档存各类瞬息性艺术表现的资料中心,这个想法终于在2012年他的新加坡美术馆举行个展时得到初步的实现,后来也正式落脚于爱丽华街,不仅将李文历年来汇集的资料进行归档保存,也透过各类表演活动及工作坊的举办积累更多的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