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康康

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最初只是港岛陡峭岸边狭窄的一隅，土地资源稀少，以至于英国皇家海军指挥部不得不临时驻扎于停泊在太平山脚下的军舰添马舰上。经过不断的填海，殖民地壮大为域多利城，并逐渐围绕市政厅（1869年落成）及皇家广场（后称皇后像广场，因1896年维多利亚女王塑像在此揭幕而得名）进行机构和空间建设。1933年，汇丰银行取得了市政厅所在地并大兴土木，而1985年建成的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就位于市政厅原址。与皇后像广场垂直而对的是最高法院大楼，于1912年建成，由亚士东·韦伯爵士和英格里斯·贝尔设计，是一座大量采用花岗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包括典型的爱奥尼亚式柱廊和正义女神忒弥斯塑像装饰的圆顶，和位于老贝利街的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异曲同工。1980年，法院迁出原址，大楼成为香港立法会（原称定例局）所在地，该机构自1843年执行香港行政和议会事务，后由任命改为直接选举。九七年主权回归后，立法会在基本法框架下继续施行政务。

2011年，立法会正式迁出旧最高法院大楼，搬入原海军船坞填海而成的添马舰地段。老法院的穹顶和柱廊是西方权力谱系的表征，而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设计的新立法会大楼更像是市郊崭新的办公开发区或高级酒店。连体建筑的两座塔楼顶部由微斜的平台连结，被建筑师描述成开放的门户，象征立法会政府的廉明，这一效果却因楼身体量厚重，墙体不透明而大打折扣。数层高的裙楼更能体现大楼的真实内涵，它一面通向港口和宽阔的草坪，另一面经人行天桥与夏慤道和城市相连。

与多数都市中心不同，金钟缺乏东西方正统建筑及城市规划中国家权力和文化身份的形式体现。这一区域不存在中心、轴线或边缘，没有广场、林荫大道和标志性纪念碑，看不出任何对称性，更谈不上城市肌理或网格，它代表着失去文化家园和实体领地的香港。

读者若想亲自感受，只需从香港公园或皇后像广场徒步走到添马舰新政府总部。在其他城市，这段路途或许经过精心设计，路径鲜明、涵义丰富。在香港，行人则必须不断上下楼梯和自动扶梯，穿过开着空调的商场中庭，塔楼群间的走廊，以及都市中因便利而生的中介空间，如公交换乘站的狭窄过道和停车场等。

香港的政治地位特殊，它不是任何地方的首都，许多影响重大的政治思辨却在这里发生。政治话语如何作用于这个传统上缺少公共空间的城市？

新政府总部投入使用不久便成为示威抗议活动的中心。不满于行政长官梁振英推动的国民教育课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50位成员占领了立法会楼下的公共草坪。从2012年8月30日到9月7日，游行人群增至12万人，占据了围绕办公楼群的过街天桥、辅道等公共空间中的空隙，抗议课程决议和政府拒不答复的态度。

这一占领行动以政府延迟推行新课程而告终，也预示着一场历时更久、过程更加复杂的社会运动。2014年9月28日，学生运动分子试图用围栏阻隔位于政府总部入口的公民广场，并曾在金钟等区域进行静坐示威，占据过街天桥、辅道甚至公共街道，生产出一种暂时性的城市组织方式，包括垃圾回收系统、物资补给、运输系统、手机充电站，以及医药、宗教、教育、社会等诸多项目。香港警察在2014年12月11日对金钟执行清场。

近年来，从开罗到基辅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都涉及对公共空间和街道的明确占领。香港的公共生活不存在以特定街道或广场为象征的中心，其公共空间存在于微观、临时的行动，如对私人、公共或半公共设施的挪用和占据之中—与整座城市一样，此类空间常常是临时应变的权宜之计，在未来也仍将发挥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