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艺术家郭盈光在她的同名个展开幕上表演摇摆舞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彼时，上海浸润在初降的秋意当中，没有诡异的热浪回旋或凛然压下的寒潮；郭盈光与她的舞者好友们身着千禧风格服饰出现在幽蓝的傍晚，Brownie Project展厅内飞旋的舞步几乎构成了艺术家自2019年以来的首个个展中最为明快的部分。而回顾郭盈光的创作生涯，这样欢腾的时刻实在不算很多。

“郭盈光”开幕现场表演，Brownie Project, 上海，2022年
图片致谢 Brownie Project

爱情限时批

大多数人知道郭盈光是因为她的“代表作”《顺从的幸福》（2016—2017）。2016年，郭盈光即将从伦敦艺术大学毕业。这段由“失恋”直接促成的留学经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在中国日报、路透社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时习得的报道式思维。在硕士求学期间，她的职业记者身份转化为艺术学生和创作者，被导师“一点一点拆掉原有的框”，也在与国外同窗的交流中屡受思想冲击。郭盈光开始回溯自己作为成长于传统价值观下的中国女孩在离开了一段长期亲密关系之后的生命状态。

无论出于恋情、家庭的影响，还是“三十而立”、“女大当嫁”的社会取向，亲密关系和婚姻仍是当时郭盈光有意去厘清和审视的话题。归根究底，婚姻究竟能够解决谁的人生问题？如果大家都在差不多的人生阶段结婚了，他们会比拒绝这种选择更幸福吗？甚至，建基于家庭和亲情的中国社会也可以因为这样的“顺从”减少一些冲突吗？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2016 年，收藏级艺术微喷，尺寸可变
图片致谢艺术家

郭盈光决意去探讨这些答案。她来到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为自己“征婚”——《顺从的幸福》这一结合了表演、行为纪录影像、摄影和艺术家书的综合项目始于艺术家本人未曾解决的困惑，但当她将自己的“条件”与择偶意愿写到纸上、放置在一众为子女相亲的上海阿姨爷叔中间时，这些白纸黑字即将承载和穿透的就不再是个人尺度上的幸福与否。郭盈光目睹着葱郁的公园一角为子女婚姻问题焦虑奔走、眉头紧锁的中国长辈，也在创作期间每天吸收着别人对她的询问、评价甚至指点。其中，出自一位爷叔之口的“一房一价”的比喻流传在郭盈光对这件作品的各种阐释中，成为经典：“女的就是房子……怎样才算房子好呢？年纪小、有上海户口，就是地段好。你算是房型还不错的，没结过婚、学历和长相不错。但是你年纪大了，也没有上海户口，所以是郊区房，地段不行。”

至少从个人价值观的层面来讲，郭盈光这一系列创作的核心关切是“幸福”，它同时包含着体现为爱情（或婚姻）实现的外部认可和由此延伸发散的自我认可，交织着不同社会视角和身份互动的复杂性也不可避免地在艺术家本人与其田野的软性对垒中衍生出来。而在中国婚恋社会的价值梯次中，“门当户对”、“男才女貌”、“郎情妾意”的权重逐级递减，而最末的标准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是可被指责的。这样的社会语法使得追寻幸福几乎注定成为滋生着自我怀疑乃至索求伤害的过程。郭盈光用随身的摄像头记录相亲角现场的相遇和对话，在16分钟的项目影像中，她重复了几十次的一个短语是：“83年”。——声音很甜美，但并不缺乏底气。

郭盈光，《顺从的幸福（无题5）》，2016 年，收藏级艺术微喷，76× 110厘米，共6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

即便在2016年，对于这些焦虑的中国长辈而言，人民公园相亲角也尚处在婚恋匹配的前算法时代。真实的人的交谈，让没有约会软件和所谓“大数据+高端定制”相亲服务加持的这片小天地显现出过分赤裸的“搜索—匹配”逻辑，对女性的偏见和软性暴力则如暑热与野草般无孔不入、遍地横生。于是，在2018年出版的项目同名艺术家书中，郭盈光选择用照相蚀刻法呈现公园自然环境的抽象图像，而当从印有植物图案的蜡光纸暗夹中抽出一根红绳，那些或许是自然流露的、饱含性别刻板印象的问询与评价话语便会现身。

在真实的相亲角中，那些写有征婚信息的纸张被红绳穿过、被铁夹夹住、被手指揉皱。这些纸张也出现在郭盈光的过往展览中，常常覆盖一整面展墙。如果将之视为女性（或无论性别的被安排婚姻者）的一种社会表征，那么它们看似单纯，实则丰富；看似脆弱，实则具有相当的韧性。

香皂与钢丝之间

郭盈光，《你说你喜欢白的》，2022年，单通道影像，尺寸可变，共4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ject

《顺从的幸福》开启了一场舆论风暴。不具名的男人在社交软件上给郭盈光发送求爱信，女孩们称她为“偶像、女神”，有人说她是碰瓷的坏女人，有人说她是女权主义者的榜样。言语没有面目，却能够让接收信息的人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的样子。郭盈光坦言自己一度在混乱而拥挤的话语场中感到迷失：“比如听到一个‘女强人’的评价，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该有个偶像的样子？但是又演得不怎么样。我始终没有什么所谓人设，甚至到现在也不算了解自己。”

已经诞生近一个世纪的符号互动论及其衍生理论（如拟剧论）的核心观点，便是人们会根据一定情境下的社会期待进行印象管理，据此展开互动行为，最终达到自我概念的意义整合。[1] 而郭盈光在完成《顺从的幸福》之后，手中的“剧本量”暴增，种种堆叠的社会期待则为她带来了比促成作品本身的原始困惑更为剧烈的冲击和扰动。作为一种消化与回应，郭盈光开始着手转译这些期待以及直面它们的心理过程。通过在Brownie Project呈现一系列新作，艺术家将这种对自我概念进行整合的疑难、晦涩与创痛含蓄地展示出来。

郭盈光，《你说你喜欢白的 》，2022年，肥皂，不锈钢，200 × 200x 190 厘米，共2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iect

很难不注意到展览中两种突出的材料：香皂与钢丝。艺术家将批发的白色香皂钻成圆珠，在《你说你喜欢白的》（2022）系列作品中，香皂珠是展厅内巨大华丽吊灯的组件，是摄影作品中女人皮肤上的装饰或赘生物，也是动态影像中孤独地走向消融的物品本身。钢丝则小范围地出现在《螺丝在拧紧》（2021）的系列摄影和影像里，又在装置《你是什么？》（2021）中扭结为顶着巨大蝴蝶结靠背、以纤细凳腿勉力支撑的高脚椅。

与这两种材料形成平行关系的是，郭盈光称朋友眼中的她“只存在温柔和激烈两个极端，几乎没有中间态。”——联结这两种性格表现的其实恰是面对外部冲击时艺术家基于自我探询或自我保护的身份转换机制。自《顺从的幸福》项目纪录影像发布以来，郭盈光从病毒式传播的视频中截取了诸多评论弹幕，并将它们颠倒字序后植入新的短片《噗》（2022）中。当走进Brownie Project展厅内昏暗狭长的廊道，看到《噗》的视频画面中经过咀嚼的葵花籽从形形色色不具名者的嘴巴里喷向镜头，网络暴力所造成创伤体验仿佛在每一个身处此间的观众身上复现。

铺天盖地的网络评论教她如何做“好女人”，也教她要坚持“做自己”。而从两种物质材料的选择来看，香皂隐喻着清洁、柔顺，加之其平价的特性和与家务劳动的自然联结，几乎可被视作是世俗体系下“好女人”的绝佳喻体。当然，正如视频《你说你喜欢白的》所示，一块香皂清洁的外观和功效同时内蕴着“清洁的主体”那本身的消逝，犹如历史上诸多美丽而脆弱的女性，最终难免回归“世上好物不坚牢”的伤感喟叹。而另一方面，钢丝坚硬而具有伤害性，它耐磨，也灵活，甚至能够被打造为一只蝴蝶结。郭盈光选择通过钢丝呈现“被伤害打磨”的感觉。在伴随着网络评论生活的那段时间，她时常在自我肯定和自我怀疑之间兜圈。

郭盈光，《螺丝在拧紧1》，2021年，艺术微喷于绒面相纸，180× 120厘米，共4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ject

《螺丝在拧紧》系列摄影散布在Brownie Project一楼和二楼的展览空间。对艺术家而言，屏幕背后发表言论的主体拥有诡异的样貌，他们的真实性情被遮蔽，但抛向郭盈光的言语并未因此失效。评论两端的主体与客体同时陷入的“无身份”状态在郭盈光的大幅摄影中体现为流露出荒诞意味的道具组合，如披着黑色西服的三脚架和戴有金戒指的塑胶手套；照片里大面积的黑色——黑发、黑衣则指向艺术家面对无的放矢的评论时自闭的心理状态。

〝郭盈光”展览现场，Brownie Project, 上海，2022年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iect

如今，郭盈光比当时处在舆论中心、手捧厚厚一叠“社会剧本”的自己坚定了一些。她坦然地亲近“香皂”和“钢丝”，迈出了早期作品中真诚的困惑与不甘，逐渐在转译伤害的过程中习得了某种沟通的机敏。犹如开幕舞蹈中丝绒裙与高跟鞋的组合，融合了柔顺与尖锐的新的自我概念让郭盈光的此次个展处处呈现出抽象而有美感的女性立场。香皂与钢丝两种材料在展场中的穿插交错，既揭示女性在主客观条件下常常无法连续的社会人格，亦表明女性要用非常强韧的意志把她柔软、易逝、支离破碎的自我概念串联起来，甚或从刻板印象中认识自我与解脱自我。这种矛盾体现在对创作材料的选择上，也铺就了“在反对（女性）中成为女性”的路途。

独舞与共舞

女性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假性）亲密关系、网络暴力、女性冻卵行为与消费社会的博弈……郭盈光在迄今为止的创作中所探讨的议题无不渗透着公共性与私密性的互博。将个人经验向公共性敞开，再将外部的反馈与冲击收束至个体反思和作品延展，构成了近年来艺术家创作的基本策略。正如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致记者、前AV演员铃木凉美的信中谈及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时曾言及的那样，“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郭盈光以创作勾勒其个人思考历程，并被推动着对自我和外部不断进行反馈时，也自然目睹了“自己正被逐渐嵌入历史”（上野千鹤子语）。[2] 

郭盈光，《你是什么？》，2022年，铁，毛毡，钢丝球，200 × 120× 120 厘米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ject

艺术家2022年的系列新作《38俱乐部》即可被视作《顺从的幸福》的某种“创作后遗症”。在《38俱乐部》的影像与照片中，观者能够感受到一种拒斥与接纳姿态的奇异共生：一双女孩的脚套着明显不合尺码的黑色男式皮鞋俏皮地翘起，脚掌顶着一对维多利亚风格的粉色茶杯；一根软尺将微微发酵的面团与女子的白皙上臂暂时固定在一起，仿佛在量取肌肉的围度；被锉磨掉果实的玉米棒在白色透明丝袜包裹的大腿处“异军突起”；带有锯齿纹的小圆镜在女生光滑的皮肤上来回滚动，似是自恋，又像自虐。有太多人想要教女人如何“做女人”了，而《38俱乐部》的背后，是一个没有“温驯地走入良夜”的郭盈光——每一个被拍摄的主体都是她，也是不断摩挲把玩着纷繁的社会评价、最终对之报以幽默和狡黠回应的女性。“谁说扮演强者的愿景不能和少女心共存呢？”郭盈光笑说。好像只有抛却了社会性别和某一种“理想型”后的女性方能理解，当下即全部，正在生长的样貌即是全貌。

郭盈光，《38 俱乐部》，2022年，单通道影像，尺寸可变，共4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ject

郭盈光，《38 俱乐部》，2022年，艺术微喷于绒面相纸，27× 40 厘米，共4版
图片致谢艺术家及 Brownie Project

再将视线拉回到开幕现场的摇摆舞。开幕表演分为两段，艺术家独舞过后才出现了舞者朋友们一拥而上、“集体欢腾”的场面。观者仍然能准确地定位到郭盈光：不仅仅因为她是展览艺术家，也因为她在表演现场的感染力真正超越了“艺术家”的身份与期待。当共舞的范围越来越广阔，若要发散一种异彩，舞者则需既融入群体，又凸显自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切具有公共面向或社会性的创作的疑难之处。当下愈加分裂和矛盾丛生的社会并不生产哪怕是临时性的共识，个体在层层危机中也不得不站在愈加密集的分径所形成的交叉点上，通过不断矫正自身视角，去推演那个“成为自己”的逻辑。

郭盈光创作的珍贵之处正在于持续的自反性。正如艺术家本人在回顾自己的职业历程时所表露的，由于在新闻媒体工作的“惯性“和从事艺术创作以来的经历仍在其自身中存在某种断裂，将这些经历“完全变成‘我’”仍是她持续的功课。同时，在尝试接近公共性的创作中与广阔的外部发生或是积极主导、或是暂时保持思辨与距离的关系，也让郭盈光意识到“原来我一直都在吸收别人的能量——无论它们以帮助还是批判的形式出现”。郭盈光在外部世界的嘈错声响中练习分辨自身的核心旋律，她曾一度担忧和疑虑的“脆弱”的、“摇摆”的、“女性”的一切，都让她在持续的反对中成为了一个……女性。此处的“女性”，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价值和希望而坚守的一种灵活之物，是她与外部结构进行了双向批判性接纳与嵌合的结果，亦是她在所有共舞中都散发出的那一束“有难度的光彩”。

* 文中与艺术家相关的直接引语均取自作者与艺术家2022年11月进行的采访。

[1] 符号互动主义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起源于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以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论述为中心，主张从人们互动的个体日常去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符号互动论中最常讨论的理论为自我概念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相关联的理论有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Dramaturgy），拟剧论研究指出人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中会基于文化价值观、社会礼仪、以及人对彼此的预期而作出不同的类似与戏剧表演的行为，且会根据情境区分戏剧（社会生活）的“前台”与“后台”。

[2] 上野千鹤子，铃木凉美 著，曹逸冰 译，《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新星出版社2022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