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者李颖春在2017年出版的“‘新村’：一个建筑历史研究的观察视角”一文中写道，“‘新村’是一种介于宏观描述和个案研究之间的观察方式。在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新村’更多是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新村主义’和‘新村’运动的社会思想和实践相关联的。作为一种现代城市住宅的概念，情况却复杂得多。”[1]这种复杂性在于“新村”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显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或花园住宅，是五六十年代的工人新村，是九十年代的单位新村，也是进入21世纪后亟待更新改造的对象。而与普通中国人最为切近的，一定是在新村中居住的生活体验，即便这样的体验在新的浪潮冲击下不断被冲散，但“单位”、“分配”这些词汇依然能唤起已经有些遥远的记忆：均匀布置、略显沉闷的六层楼房，水门汀的楼梯与室内，带着祝福寓意却略显潦草的装饰，还有在稀疏的绿色中发现的永恒快乐。就是这样，“新村”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人群和环境中被反复投射，但是自身又强大地构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本文试图给出的，正是这样一颗乌托邦的种子从迁徙、生根、发芽到最终不知所踪的故事。

[1] 李颖春，“‘新村’：一个建筑历史研究的观察视角”，《时代建筑》，2017年2月刊，pp16-20

“新村”一词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日本现代文学先驱武者小路笃实最先提出“新村主义”的理念并且给出了系统的阐释。身为文人，武者小路却很崇尚“躬耕”的生活[2]，他认为新村的建立可以实现人人平等、劳动互助的理想社会。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他前往九州建立了日本的第一个新村，又通过《白桦》《新村》两本杂志宣扬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杂志的忠实读者中，就有周作人。1919年7月，周作人远赴九州新村，在与新村的居民同吃同住的几日之后，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新村的理想世界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而新村之行的两个月前，五四运动爆发，预示着一场洗礼的到来。周作人将“新村主义”系统地译介到中国。这一理念很快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它着实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景。我们熟悉的近代重要人物都曾经被这样的愿景深刻地打动，继而在全国各地以工读互助团的形式践行理念，也带动了五四时期一场颇具规模的乌托邦运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新村”的概念仍不时出现。

[2] 赵泓，《中国人的乌托邦之梦：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独立出版，2014

当工读互助团试图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移植到城市中、成为“城市的新生活”时，“新村”的概念也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着。同样是在1919年，上海出现了第一个依据日本新村概念规划兴建的龙华新村。作为“试办模范新村”，龙华新村的落地成为新村主义扎根中国的重要依据，同样开启了新村在上海的发展。但是，各式新村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原因却不那么“理想化”。一方面，面对上海住房的短缺，新村的确提供了一种快速改善居住条件的方式。另一方面，“新村”中蕴含的现代、卫生的空间意向使得这个概念在房地产开发进程中被消费，也逐渐脱离了“新村主义”倡导的通过劳动实现平等的初衷，继而成为“一种合乎现代性的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方式”。[3]市民自助、房地产商和市政府成为上海在1949年以前新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带动了数次新村兴建的热潮。

[3] 张晓虹、郑端，“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新村的演变”，《文汇学人》，2016年3月21日

1949年以后，上海住房短缺的问题依然严峻。新村的空间构成并没有改变，但是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当“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同样被投射到城市的空间中。1951年4月，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市第二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作《1951年上海市的工作任务》报告，明确提出“市政建设必须服务于发展生产，因此市政建设的方针，是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4]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决定从当年开始兴建工人住宅以解决上海300万产业工人的居住困难。但是工人新村的落地并不仅仅是对城市中工人阶级需求的保障。“先生产，后生活”方针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区建设，彻底改写了这座城市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为工人提供舒适的居所同样标志着对上海这座城市意识形态上的改造——第一座工人新村的落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典范。

[4]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要想象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5]的确，新中国的第一座工人新村——曹杨一村就承载了这样的想象。曹杨一村选在上海的西北角另辟新区，在靠近普陀工业区的市郊乡村，在原本河沟纵横、杂草丛生的环境里，从白板开始，从1002户开始，实现上海所有工人的幸福生活。“它从租界霓虹灯网罩着的……里弄群里剥离出来，成为重塑工人阶级信念的标杆，是一个模范工人代表的共同生活的小社会。 ”[5]

[5] 朱晓明，“上海曹杨一村规划设计与历史”，《住宅科技》，2011年11月刊，pp47-52

主持规划曹杨新村的汪定增1930年代赴美求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系取得建筑工程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归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的增长、住房的短缺与历经的战乱使得他尤为关注国内战后住宅政策的问题。1947年，汪定增出任上海市政府工务局营造处处长，同年在第一卷第二期《建筑评论》杂志上发表《市区重建与解决房荒》一文讨论住宅建设问题，提出采用“邻里单元”的方式改善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的福利。1951年，汪定增开始在上海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内任职，接连主持沪西曹扬新村和沪东长白、控江、凤城、鞍山工人新村的规划和住宅建设工作，俗称“两万户”。“汪定增的主张没有在民国时期得到实施，但（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化的对材料、资金、人力资源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为这个想法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环境。”[6]不难发现，在汪定增的身上也集合着如同新村概念一样的复杂性，这同样决定了曹杨一村的特殊：一村的规划顺应河道与道路走向，呈扇形打开，一条曲线型的道路滨水而建，步移景异，串联起周边公园与环浜绿带。不同于当时主流苏维埃大街坊中轴线对称、空间围合、纪念性强的布局，曹杨一村规划中对原有场地条件的顺应，舒适的步行距离，花园城市理念的呈现都带着一种时代以外的超然感。

[6] Duangfang LU, 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 Modernity, Scarcity and Space, 1949-2005, London: Routledge, 2006

汪定增曾深情地回忆曹杨一村建成时的图景，红瓦白墙，转角有棕色隅石装饰，装饰格纹与红色长窗，住宅内的楼梯楼板上铺着红漆地板，“既有上海新式里弄生活的情趣，也有点欧美花园社区的影子。”[7]这样一个全新的、完整的世界中，大到道路、景观、公共设施的分配，小到每一户的户型，都成为设计者对“理想生活”的理解与投射，也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了空间的分配与使用方式。这些公共空间——无论是共享的设施还是合用的厨卫，24小时运行的班车，共享的物质与生活经验塑造了集体意识。而房间内包含的元素、流线的分布、面积的分布、材料的使用也形塑了一套模范化的日常生活。这种理想生活通过画报、宣传册、电影的方式向全国传播。1952年8月的《人民画报》上刊载了由俞创硕拍摄的、以曹杨新村为背景的生活形态：体态健康、笑容爽朗的男女，一家四口迁入新居时的欣喜，集体生活带来的愉悦…..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而言，这些通过影像传播的新生活充满了号召力。在这些照片中，簇新的建筑是最重要的背景，进入新村、走进楼栋，也意味着走进一种新生活。

[7]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著，《建筑大家汪定曾》，天津大学出版社，2018

什么人才能最先拥有这样的理想生活呢？拥有这种生活意味着荣誉，也意味着比较与选拔。曹杨一村的1002户住房由市总工会、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等单位组成房屋调配委员会，统一分配给分布在普陀、闸北、长宁三个区共217个纺织厂和五金厂的工人，每个工厂只能分到四五户入住，因此当时有“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一说。住户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乔迁新居，向身边的工友们展现着生活的光明前景：一起努力生产建设，大家将来都能住上这样的房子。第一批入住曹杨一村的居民中有不少上海市级劳模和进步生产者，集体成员之间的思想道德、行为准则、行事能力相互制约与扶持，形成了高度的一致性。趋于完善化的管理、秩序化的日常以及大量的集体活动形塑着新村的生活。同时，一套与工厂、家属委员会挂钩的管理方法已初步制定。新村的分配和管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度密切相关，通过工人单位、新村家属委员会（后改为居民委员会），形成了国家指令上传下达“家国同构”的垂直渠道。

1952年6月29日，市政府在曹杨一村举行庆祝大会，时任副市长潘汉年在会上指出：“曹杨新村工人住宅的建造，只是兴建工人住宅的一个开端，政府将继续在沪东、沪西、南市等地建造更多的工房。通过这一工程，为我们将来兴建更多的工人住宅创造了可贵的经验。”[8]在曹杨一村之后，曹杨新村在之后的三十年中不断扩建、加建，直至1980年代扩建至九村，形成如今曹杨片区的整体格局。在曹杨之后，上海大规模地推进工人新村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新村拔地而起，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生活记忆。随着这颗种子的落地、生发与扩张，原先乌托邦的意味逐渐淡化，继而成为一种居住空间资源。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新村为代表的住房分配主要依赖单位，换言之，每个个体嵌入到一个更庞大的体系中，希冀在这个体系的庇护下度过余生。而90年代的巨变近乎粗暴地完成了这一“脱嵌”的过程。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不得不经历失业的巨大阵痛，在困惑、混乱中重新面对市场；另一方面，1998年的住房体制改革终结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它意味着更多、更新、更好的居住条件，意味着曾经的主人——工人群体的大规模迁移，也意味着那些留在新村中的住户很可能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9]新村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变了，新村的居住主体不再是工人，继而被更复杂的人群所取代，新村曾经代表的那个理想的生活世界也随之消散。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在上海的图底关系中占据相当比重的新村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对象。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比如曹杨新村和“两万户”之一的长白228街坊被以“纪念地”的方式保留下来，一部分在城市建设的宏大工程中隐身、告别，更多的新村则在努力地追逐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只有在向城市新居民们介绍新村的由来时，人们才会想起那颗来自遥远时空的乌托邦的种子。

[8] 《普陀区志》，第二十六卷曹杨新村

[9] 叶子婷、章羽、刘希，《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