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格罗伊斯是当代艺术界内一位重要的批评家和学者，他的著作在中国艺术界内也拥有大量读者。2012年，格罗伊斯受邀担任上海双年展联合策展人，《艺术界》借此机会同他进行了对话。

LEAP 你是如何参与进这次的上海双年展的？为什么会接受这个工作？
鲍里斯·格罗伊斯 我收到了双年展艺术总监的邮件，邀请我加入策展团队。我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之前来过中国几次，做讲座等等，但那只是积累了一些很肤浅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更深的参与可以让我对此地究竟在发生什么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LEAP 你怎么看今年双年展的主题“重新发电”？
格罗伊斯 我们就整个双年展的概念不断进行深入地讨论，中国同事也积极地回应了我们的一些基本建议。这首先是一次合作，当然，我想每个外来的人都想要展示一些既符合主题同时又新鲜有趣的东西。我会利用这次机会带来一些来自俄罗斯、德国和东欧国家的作品，这些地区的艺术活动在中国可能还比较陌生。扬斯·霍夫曼和我都对中东地区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可能会挑选一些中东的作品。我想这届的双年展不仅是想引发一些话题，同时还要展示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

LEAP 你挑选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作品仅仅是想在展览中平衡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局面，还是说你认为应该去回顾一下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验？这是你接受到中国工作的一个原因吗？
格罗伊斯 艺术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活动，它和整个文化、政治的发展都息息相关。是否被广泛知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整个冷战时期拥有一些西方不曾有过的经验。而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上的隔断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文化上还是艺术上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西方对此了解甚少。这里指的并不是艺术家不为人所知，而是那些经历，大的背景，以及这些人在当时都做了什么。与此同时，我要指出的是，东方对这一时期内西方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没有一个完备的认知。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东西方已经进入了同一个时空，这也意味着双方都错过了彼此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错过了这段时期的东方的社会主义经验以及西方的重要文化变革。而这也恰好是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变革和艺术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向一个东方人解释清楚那个时期西方发生的事情并非易事，这也导致两方彼此始终互相缺乏认识。
我现在生活在西方，所以我更感兴趣把东方的经验带到西方，如果我生活在东方，那么可能就相反。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消除这种隔阂，这已经在二战之后持续了30年。
最后我要说，你的猜测没错，我的确对中国作为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感兴趣，我父亲曾经在朝鲜做过一阵子工程师，后来他到英格兰教书，有很多中国学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拜访，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LEAP 你提到了东西方对彼此1960和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那么现在去抹平这种隔阂的重要性是什么？
格罗伊斯 如果你读一下我在西方写的文章，一方面，它们基本是对当代艺术状况的系统描述。我会写到什么是策展人，机构、美术馆和艺术批评的作用是什么等。所以我尝试去做的是对当代艺术世界中的各种角色、问题以及现况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我对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融合也很感兴趣，因为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就是艺术。我不相信我们应该把艺术带进生活。生活的形态就是一种艺术形态，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国界，以及阶级的区分已经被摧毁，我们得以将我们自身塑造成一个个的个体。“后现代”的情境可以被如此解读。

LEAP 不过即便我们正在目睹非商业性的社会活动的回潮，这还是和从前有所不同，你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格罗伊斯 我觉得每个时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同样是面对机遇和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没什么不同，而且可能也不会起什么变化。

LEAP 艺术家和策展人现在都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格罗伊斯 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在音乐、设计还是建筑领域；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有大把的人在建立关系网络。所以我们有机会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邀请别人或者接受别人的邀请。成千上万的人活跃在文化和互联网领域，都是这种行动方式，这占到了人群的一大部分。

LEAP 这种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工作？这会带来不同吗？
格罗伊斯 这当然会造成不同。他们的工作方式更像是生产一部电影而不是传统艺术。在传统的艺术作品中，你要为你所做的东西负责任。比如你画了一幅画，你要为这幅画负责。但是现在你在同策展人合作，还要考虑资金的问题，以及空间的问题，语境和合作伙伴的问题，然后。就像制作一部电影一样，有导演、制片、演员和摄影师等。这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东西，而是不同的利益和态度间互相妥协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社会化的艺术生产是一种责任更加分散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