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本期《艺术界》的多个艺术家专题有什么共同的关键词，那便是录像。本期杂志囊括了中国录像艺术的第一位实践者张培力；围绕着全身心的艺术实践展开探索的杭州艺术团体池社；师从张培力并以在录像作品中运用航拍镜头和变焦效果等媒介特定语言而备受赞誉的艺术家李明；将媒介批判、政治记忆和美学形式融为一体的韩国艺术家林珉旭；结合录像进行表演的“现场性”概念奠基人、录像艺术家教母琼·乔纳斯；还有销毁了其全部录像作品母带的艺术家张奕满。专题之间的共同点并不是计划的产物——毕竟在今时今日，对录像艺术本身的讨论并不具备十分显著的价值；而录像的关键性转向也尚未发生。我们绞尽脑汁，试图为这个由美图、Snapchat、哔哩哔哩、Instagram、爱奇艺、Facebook直播、秒拍和Youtube主导的时代寻找一种相应的艺术评论话语。而您即将在本期杂志中阅读到的，正是我们对这一议题的最佳回应。
我们将本期《艺术界》献给耿建翌老师。2017年年末，耿老师离开了我们。虽然我们对耿老师的艺术成就和地位永怀敬仰，但他离开时还是太过年轻了。五十余岁的人生阶段，他本可着手于最具雄心和影响力的作品。耿老师曾涉足录像，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对媒介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特定媒材，因此他的录像作品更多地是在为他的创作提供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他的兴趣在于探索图像中真实和虚构的成分，以及图像在不同载体和媒介之间转换时所产生的重复性和变化。这使我们的讨论回到了录像在当下这个特定时刻的重要性（或无关性）这一问题上：关键不在于这一媒介本身或其技术手段，而在于观者的解读能力。今天我们总会听到很多——太多——假新闻，它们像病毒一样在社会系统中肆虐。在艺术领域之外，我们所消费的录像多多少少都开始带有一定的社交性。即使是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生产也是以提供谈资，而非一种自洽的经验为目标。录像艺术也许未必能够帮助我们从环绕四周的阴谋、多疑幻想的产物以及其它种种事物中出逃，但只要我们带着对其生产过程，亦即其在艺术语境下得以生效的美学的思考去观赏录像，就能够获得对媒介最基本的理解力，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
这种理解力的获得还要感谢耿建翌，以及其他出现在本期杂志内容中的艺术家们——毕竟，正如我们可预见的一样，屏幕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窗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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